桑枣荫下的算筹声
至元二十五年暮春，燕赵大地的风终于褪去凛冽，裹挟着泥土的腥气与初生桑芽的清甜，拂过滹沱河畔的田村。村东头老榆树下，几个半大孩子正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歪扭的符号，口中念念有词。
“一五，一十，十五……社长，这桑树栽了多少棵了？”梳双丫髻的小姑娘仰起脸，望向站在田埂上、手捧泛黄册子的汉子。
这汉子是田村农社社长李德昌，年近四十，黝黑面庞刻着风霜，眼神却透着精明与韧劲。他闻言放下手中的“农桑文册”，蹲下身拿起一根光滑的算筹，在孩子们画的“格子”里比划：“招娣你看，这‘正’字一笔是五，两笔便是十。咱们村今年应栽桑枣两千棵，桑苗、枣苗各一千。昨日你家阿爷领了二十棵桑苗，栽在村西坡地，对不对？”
名叫招娣的小姑娘用力点头：“对！阿爷说，桑树是给咱们造衣用的，等桑叶长大就能养蚕，结茧后缫丝织布。”
“说得好！”李德昌赞许地摸摸她的头，“那枣树呢？”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抢着开口：“我知道！我知道！枣子能当粮食，荒年能救命！先生讲过，以前没有玉蜀黍、马铃薯这些东西，咱们北方就靠枣树！”这孩子是村里穷户王老实的儿子石头，因农社办了农校，农闲时能跟着社师认字。
李德昌笑着点头，目光却飘向远方。他想起年初县里主簿亲自来宣读大司农司的文书，强调农桑的重要性。文书说“无水源处则规定凿井取水”，田村靠着滹沱河不缺水，但引水灌溉的沟渠还得年年修整。至于虫害，社长的职责之一便是“每年去田间察看有无蝗蝻等虫害滋生，有则设法除灭”。去年邻村闹蝗虫，李德昌带着几个青壮天不亮就去帮忙，掘沟掩埋、点火烟熏，累得半死才没让蝗虫蔓延到田村。
“社长！社长！”急促的声音打断思绪，社员赵老五气喘吁吁跑来，手里提着空陶罐，“不好了，东头那片新栽的枣树苗，叶子都蔫了！”
李德昌心里一紧，站起身：“带我去看看！”
一行人匆匆赶到村东枣园。果然，那片刚栽下没几天的枣树苗，原本嫩绿的新叶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有些甚至发黄卷曲。李德昌蹲下身仔细查看土壤，又拨开一株树苗根部的泥土，眉头渐渐皱起。
“是水浇多了，烂根了。”他判断道，“这几天下雨地湿，赵老五，你是不是又来浇了？”
赵老五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俺……俺想着刚栽的苗娇贵，多浇水长得快……”
“糊涂！”李德昌沉下脸，“栽树不是浇菜，得看天看地！这沙土保水性差，但连着下雨再浇就过了！赶紧把沟理深些，让水渗出去。”他转头对跟来的石头说：“石头你跑得快，去把社里的《救荒本草》取来，给赵老五念念哪些树苗喜湿、哪些耐旱！”
石头响亮应了一声，拔腿往村西农校跑去。
农校设在村西旧庙里，社师是落第老秀才周先生，虽有些迂腐却肚子里有墨水，对农事也略知一二。此时并非农闲，但周先生正给几个因家里活计不忙提前来的孩子讲解算学。石头一头闯进来，大声道：“先生！先生！社长让取《救荒本草》！”
周先生放下毛笔推了推眼镜：“莫急莫急，何事这般慌张？”
石头把枣树苗的事说了一遍。周先生点点头，从靠墙书架取下一本线装书——正是官府刊印的《救荒本草》。“拿去，让你社长照着上面做。另外告诉你社长，明日农闲让适龄孩子都来上课，我要讲‘社仓’的道理。”
“哎！”石头接过书，又一阵风似的跑了。
李德昌按着《救荒本草》的指点，指挥赵老五和其他社员给枣树苗排水松土，忙到日头偏西，看着那些树苗似乎缓过一口气忙完，他才松了口气。这时，他忽然想起周先生的话——明日农闲，农校要开课讲解“社仓”。
社仓，也就是义仓，是农社制度里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事务。“每逢丰收之年，每家每口须缴米、麦一斗；若没有米、麦，可用杂粮替代，以备荒年之需，这被称作‘公共储蓄’。”李德昌对此深以为然。他亲历过荒年，深知那滋味有多难熬。
前年收成欠佳，村里的社仓便开仓放粮，救了好几户濒临饿死的人家，其中就包括王老实家。石头能去农校读书，也是多亏社仓的帮衬，家里才有了余粮，不必让孩子天天跟着下地劳作。
第二天，农校里坐满了孩子。周先生清了清嗓子，没有像往常那样先教认字，而是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社仓”。
“孩子们，”周先生缓缓开口，“你们可知这‘社仓’是何物？”
招娣举起手：“先生，我知道！我阿娘说，就是把粮食存起来，等没饭吃的时候拿出来吃！”
“然也。”周先生点点头，“社仓的设立，并非为了一人一户，而是为了全村人。丰年时，每家拿出一点，积少成多；若遇荒年，青黄不接之际，便可从社仓借粮，等来年收成后再归还。这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就是‘公共储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孩子们：“你们的父兄，每年都要向社仓缴纳粮食。比如一家三口，便需缴纳三斗米麦，或是等量的杂粮。这并非官府征税，而是咱们农社自己的事，目的是实现‘家家有地，人人尽其余力，地无丝毫荒弃’，更是为了‘防备米麦不足时应付荒年之用’。”
石头听得格外认真，他想起前年家里断粮，阿爹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是社长带着阿爹去社仓，按规矩借了粮食，才熬了过来。“先生，那……那要是有人不肯缴怎么办？”
周先生微微一笑：“农社之内，理当守望相助，共渡难关。若有不愿缴纳者，社长会先出面劝导。若实在顽劣，或是隐瞒家产、不肯尽力务农之人，农社可呈报里正，再转报县衙，按‘不敬父兄、不务生业’论罪。不过，”他话锋一转，“咱们田村的社员，都是明事理的人。王老实家去年收成最差，按规矩本可以少缴，他却坚持足额缴纳，说社仓帮过他家，不能忘恩。”
孩子们都看向石头，石头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自豪。
周先生又道：“社仓的粮食，由专人管理，账目要清清楚楚，每年秋收后都要当众核对，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这便是‘农村自治’的道理。咱们农社的事，咱们自己商量着办，但也要听从官府的号令，比如这‘农桑文册’，社长每年都要造册呈报上去。”
说到“农桑文册”，周先生轻轻叹了口气。他曾在县城的书院待过，知晓些官场的门道。“只是，”他声音压低了些，“土地有限，每年植树却有递增的指标。有些地方官为了政绩好看，便在册子上多报数字，实则并未真的栽种那么多树。百姓们便笑这是‘纸上栽树’，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
李德昌恰好处理完枣树苗的事，走到农校门口，听到了周先生最后几句话，不禁深有感触。他何尝不知道这些？每年上报农桑数字时，县里都会暗示他多报一些。他尽量实事求是，但有时也不得不做些“调整”。比如去年植树，实际栽了两千三百棵，上报时便写成了两千五百棵。他叹了口气，走进院子：“先生，孩子们，时候不早了，该回去帮家里干活了。”
孩子们纷纷起身，向周先生行礼，然后叽叽喳喳地散去。石头走到李德昌身边，小声说：“社长，俺以后也要像阿爷一样，好好种地，多缴粮食给社仓！”
李德昌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落在农校旁边的那片空地上。按照规定，“社区如近湖塘，则必须养鱼、鸭、鹅，并栽种莲藕、菱及蒲苇等”。田村没有湖塘，但村后有一片洼地，他正琢磨着能不能引水改造一下，种些莲藕，或是养些鸭子。至于荒地，农社早已规定“先让较穷苦人家垦植”，王老实家的几亩地，就是几年前开垦荒地得来的，如今已能勉强糊口。
“社长，”周先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几篇孩子们的习字，“你看，这是招娣写的，笔锋有进步。还有石头，这……”孩子聪明，就是底子弱些，多认几年字，将来或许能被地方官征用，谋个差事。”农校的另一项重要作用，便是“凡成绩良好的学生，可呈报地方官，以便征用”。这对农家子弟而言，无疑是一条难得的出路。
李德昌接过习字本，看着上面稚嫩却工整的笔画，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今农社办了农校，孩子们都能读书识字了。这农社制度，虽有“纸上栽树”这样的弊端，但实实在在给农村带来了变化。
他抬头望向村庄。家家户户的烟囱升起了袅袅炊烟，新栽的桑苗在夕阳下舒展着叶片，远处的枣树林也泛起了一片新绿。算筹声、读书声、孩童的嬉笑声，和着田野里返青麦苗的清香，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图景。
“是啊，”李德昌喃喃道，“这农社，确实是个有意思的制度。”它脱胎于宋代的“乡约”，却又被蒙古统治者以律法形式固定下来，连住在汉人地区的蒙古人，也得加入农社。元代的统治者或许不懂中原农耕文明的精髓，但他们继承并推广了这样一种农村自治组织，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恢复战后的农村经济。
他想起元初，北方因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朝廷设立劝农官，推广农桑，设立农社，“以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者，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长不仅要劝课农桑，还要“教诫农桑，仍兼巡捕盗贼”。田村的农社，便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先生，”李德昌对周先生说，“明日我打算去看看王老实家的麦地，顺便再查查各家桑枣的栽种情况。那‘农桑文册’，还得劳烦先生帮忙核算清楚。”
周先生点点头：“社长放心，我会仔细核对的。只是那‘纸上栽树’的事，社长还需拿捏分寸。”
李德昌苦笑一声：“我晓得。尽量多栽些，实在不行，也只能……唉！”他摇了摇头，不再说下去。
夕阳西下，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农社的事务繁杂而具体，从凿井取水到防虫灭蝗，从植树造林到开垦荒地，从社仓储蓄到农校教化，每一件都关系到社员的生计。李德昌知道，他这个社长，就像田埂上的野草，平凡却也坚韧，要在这片土地上，带领田村的百姓，在时代的风雨中，努力地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好一点。
他转身往村里走去，脚步坚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田地里的庄稼在等着他，社员们在等着他，那本沉甸甸的“农桑文册”，也在等着他一笔一划地填写。而桑枣树下的孩子们，将会在农校里学到更多知识，他们，或许就是田村未来的希望。
元代的农社制度，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坚持中，在桑枣的浓荫下，在孩子们的读书声和算筹声中，悄然运转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的肌理，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值得关注的独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