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德国，威斯特法伦某训练基地。
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洒在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光洁的碎石路上。这里没有法国乡间的尘土和废墟的颓败，只有日耳曼式的严谨和秩序。我们的三号坦克，“利贝尔”，此刻正停放在基地广场的中央，被精心擦拭得熠熠生辉，深灰色的装甲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属特有的冷硬光泽，那根50毫米炮管更是像仪仗队的佩剑般笔直指向天空。它身边，还整齐排列着其他几辆同样光洁的坦克和装甲车，构成了一幅强大而威武的钢铁画卷。
我们车组五人，穿着笔挺的、刚刚配发的黑色装甲兵制服，站在“利贝尔”前方，像橱窗里的模特一样，接受着周围人群目光的洗礼。周围是成群结队的新兵，他们脸上带着稚气和对战争的憧憬，眼神在我们、我们的坦克以及主席台上那些高级军官和宣传部官员之间逡巡，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羡慕和崇敬。
这是最高统帅宣传部组织的一场活动，旨在表彰“西线英勇作战的装甲精英”，并以此激励即将开赴前线的后备力量。而我们车组，因为从波兰到挪威的“卓越经历”，以及幸运地（在我们自己看来）错过了法国战役最后阶段最惨烈的围剿，被选中作为“模范车组”进行展示。
“看哪！那就是卡尔·冯·穆勒上尉的车组！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山地作战中表现英勇！”
“那就是三号坦克吗？真威武！比我们训练用的二号坦克强太多了！”
“听说他们击毁了好几辆英国人的坦克……”
类似的低语声，像苍蝇一样嗡嗡地传入我的耳朵。我脸上维持着标准的、略显僵硬的微笑，目光平视前方，但内心却感到一阵阵的反胃和不适。威廉·鲍尔站在我身旁，他的站姿同样标准，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线条绷得比“利贝尔”的装甲还要硬，眼神深处是一片化不开的阴郁。
我们成了道具，成了这场精心编排的戏剧里的演员。
事情要从我们结束挪威战役，返回德国休整说起。当我们得知法国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因为参与挪威作战而未能赶上时，内心深处，我和威廉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隐秘的庆幸。我们见识过波兰街道上反坦克炮火的致命精准，也领略过挪威峡湾边寒冷与泥泞交织的消耗。法国战役虽然以辉煌的胜利告终，但谁知道那片土地上又增添了多少像奥托·舒尔茨那样无法归家的亡魂？我们驾驶着二号坦克，以三人车组（我、威廉、奥托）的形式经历了最初的磨难，直到1940年6月17日，才接收了这辆三号坦克和新的成员——炮手埃里希·沃尔夫、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以及无线电员保罗·霍夫曼。我们几乎是刚刚熟悉新车，战争（在西线）就结束了。
然而，在后方的叙事里，这一切被巧妙地改编了。我们的经历被浓缩、提纯，然后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传部的人找到我们，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称赞我们是“德意志装甲兵的骄傲”，是“元首闪电战理论的完美执行者”。他们刻意模糊了我们缺席法国战役的细节，将我们在波兰和挪威的战斗经历渲染成了一种贯穿始终的英雄传奇。
此刻，主席台上，一位穿着体面西装的宣传部官员正对着麦克风，用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语调演讲：
“……正是像冯·穆尔上尉及其车组这样的英雄们，用他们的勇气、忠诚和精湛的技艺，在波兰平原上碾碎了敌人的抵抗，在挪威的峡湾边扞卫了帝国的利益！他们驾驶着德意志最先进的钢铁坐骑，所向披靡！他们是德意志青年学习的榜样！……”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广场上空回荡，引发新兵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我微微侧目，看向我的队员们。
埃里希·沃尔夫，我们年轻的炮手，胸膛挺得高高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着红光。宣传部官员的每一句赞美，似乎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渴望荣誉，渴望被认可，而此刻，他正站在聚光灯下。这与他刚加入车组时，在法国外围巡逻时的迷茫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后方的喧嚣比前线的沉默更具诱惑力。
弗兰茨·贝克尔，我们的装填手，显得有些拘谨，但眼神里也充满了自豪。他或许在想，远在巴伐利亚的家人，会不会在新闻影片里看到这一幕？朴素的荣誉感，在他心中扎根。
保罗·霍夫曼，无线电员，则保持着一种相对平静的微笑，他似乎更享受这种不用颠簸和警戒的短暂安宁。
而威廉……我注意到他垂在裤缝边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的目光没有看向演讲者，而是越过了那些狂热的新兵，投向了远方的天际线，仿佛在那里，能看到波兰某条肮脏的街道，能看到那辆被反坦克炮击中的一号坦克“艾玛”，拖着破损的躯体继续前进，以及那个永远倒在血泊中的、来自鲁尔区的瘦高身影——奥托·舒尔茨。
我知道，威廉和我一样，听到了同样的演讲，却想到了完全不同的事情。他想到了奥托是如何在波兰那条狭窄的街道上，被波军反坦克炮命中后飞溅的破片夺去生命的。那不是什么“所向披靡”，那是一次猝不及防的、血腥的死亡。我们当时的二号坦克薄弱的装甲，在真正的威胁面前不堪一击。胜利？是的，我们最终赢得了战役。但胜利的代价，是奥托永远留在了那里。
宣传部的言辞，像一层华丽的油彩，试图覆盖掉战争原本狰狞、肮脏的面目。他们把个体的牺牲、战争的偶然和残酷，都简化成了英雄史诗的注脚。这让我和威廉感到一种深切的虚伪和不安。我们站在这里，享受着基于无数个“奥托”的牺牲和被刻意忽略的真相所换来的荣誉，这感觉像是在背叛。
演讲结束后，我们被要求与新兵互动，分享“战斗经验”。埃里希和弗兰茨被一群年轻人围住，兴奋地描述着（经过修饰的）战斗场景。保罗则耐心解答着关于通讯设备的问题。
我和威廉站在稍远的地方，一个挂着少尉军衔的、满脸稚气的年轻军官走到我们面前，崇敬地问：“冯·穆勒上尉，鲍尔士官，在战场上，驾驶和指挥如此强大的战车，一定充满了荣誉感吧？”
威廉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那个年轻军官，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带着波兰街道上的尘土：“荣誉感？小子，当你最好的朋友死在你旁边，当你闻到他血液和脑浆的味道，你就不会整天把荣誉感挂在嘴边了。你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和剩下的同伴活下去，仅此而已。”
年轻军官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愕和不知所措。
我拍了拍威廉的肩膀，示意他克制，然后对那位少尉挤出一个微笑：“鲍尔士官的意思是，实战远比训练复杂和残酷。保持警惕，信赖你的战友，比追求虚无的荣誉更重要。”
年轻军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有些仓促地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了。
威廉深吸了一口气，低声对我说：“上尉，我受不了这里。这些……镀金的谎言。我宁愿回到法国外围去巡逻，至少那里安静。”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这里的喧嚣和赞美，比前线的寂静和潜在的危险更让人窒息。我们知道战争的真相，而这里的人们，只愿意看到被精心包装过的胜利。
展示活动终于结束了。我们驾驶着“利贝尔”，在人群的注目礼中缓缓驶离广场。离开那些喧闹和目光，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车内，埃里希依旧沉浸在兴奋中，和弗兰茨、保罗讨论着刚才的见闻。
威廉沉默地驾驶着，仿佛刚才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和平的德国城镇景象，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我们被塑造成英雄，被用来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这台战争机器。而我们自己，却在这虚假的光环中，感受到了比战场上更深的迷失和无力。镀金的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掩盖钢铁的冰冷和鲜血的猩红。我们只是希望，当这些年轻而热情的新兵们真正踏上战场时，奥托的悲剧，不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但战争，从来不会怜悯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