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3日下午两点十七分，莫斯科西北约六十二公里，地图上标注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小镇外缘。
我们从西北方向接近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时，阳光短暂地穿透了云层，在积雪覆盖的建筑和街道上投下锐利而冰冷的光影。小镇不大，最多五十栋建筑，一条主街贯穿东西，一座东正教堂的洋葱形圆顶在低矮房屋中格外显眼——或者说，曾经格外显眼，因为现在它的顶部已经被炮弹削去一半，像一顶破烂的帽子歪斜地挂着。
“全员注意，”卡尔的声音通过车内通话器传来，平稳中带着不易察觉的紧绷，“根据航空照片，镇内至少有两个反坦克炮阵地，可能还有步兵反坦克小组。我们排作为连的矛头，从主街西侧突破。二号车、三号车负责侧翼掩护。”
我在驾驶座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让冻僵的背部稍微舒服些。仪表盘显示燃料只剩四分之一，传动系统的异响随着每次换挡变得更加刺耳。但我们不能停，就像这个疯狂进攻中无数个“不能停”一样。
“威廉，保持队形，但注意间距，”卡尔补充道，“不要给他们集火的机会。”
我点点头，虽然他知道我看不见。透过观察缝，小镇在我眼前展开：寂静，但充满那种战场特有的、不祥的寂静。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睛盯着我们，街道上散落着杂物——一辆翻倒的手推车，几件被遗弃的家具，还有那些我不愿细看的、被雪半掩的深色污迹。
“三、二、一，进攻！”
引擎的轰鸣在下午的寒冷空气中格外响亮。三辆坦克呈楔形队形驶入主街，履带碾过冻结的泥泞和瓦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的“莱茵女儿”居中，哈塞尔的坦克在左翼，沃尔特的在右翼。
最初的二百米平安无事。太安静了。
然后，从右侧一栋两层砖房的二楼窗口，反坦克炮开火了。
炮弹击中了沃尔特坦克的正面装甲，虽然没有击穿，但冲击力让整辆车剧烈震动，炮塔转动明显迟滞。
“右侧！二楼窗口！”埃里希几乎在炮火闪现的同时喊道。
“瞄准！”
“正在瞄准——开火！”
埃里希的还击精准而致命。75毫米高爆弹击穿了砖墙，在室内爆炸，将整扇窗户连同后面的炮组一起抛了出来。砖块、木屑和人体碎片在空中短暂停留，然后落在雪地上。
但我们已经暴露了。更多的火力点从街道两侧苏醒。
左侧，一个小地窖的通风口处伸出了机枪枪管；正前方，一座半毁的街垒后面出现了反坦克步枪的细长枪身；更远处，教堂钟楼的残骸里，我瞥见了望远镜的反光——观察哨。
“加速！不要减速！”卡尔命令。
我将油门推到底，坦克在狭窄的街道上加速前进。两侧的建筑像峡谷壁一样掠过，每一扇窗户、每一道门都可能隐藏着死亡。子弹打在装甲上的叮当声连成一片，像一场钢铁的冰雹。
“前方街垒！准备撞击！”
街垒由沙袋、家具和一辆被烧毁的卡车残骸堆成，高度超过一米五。没有时间绕行——两侧都是建筑，没有空间。
“抓紧！”
撞击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沙袋被撞飞，木制家具粉碎，卡车的残骸被推到一旁。我们硬生生冲了过去，但付出了代价：左侧履带卡进了一个扭曲的金属框架，车速骤降。
“履带卡住了！”我报告，同时尝试倒车解脱。
就在这时，最大的威胁出现了。
从主街尽头，大约三百米处，一辆坦克缓缓驶出。不是t-34，而是一辆KV-1重型坦克，它庞大的身躯几乎填满了街道的宽度。它的炮塔缓缓转动，76.2毫米炮管寻找着目标。
“KV-1！正前方！”埃里希的声音里有一丝我从未听过的颤抖——不是恐惧，而是面对绝对力量时的本能反应。
我们的75毫米炮在正面几乎无法击穿KV-1，尤其是在这个距离。
“烟雾弹！后撤！”卡尔命令。
“倒车！快！”我猛拉操纵杆，坦克在卡住的履带限制下艰难后退。
烟雾弹在街道上炸开，形成灰白色的屏障。KV-1开火了，炮弹击中了我们刚才所在位置后方的建筑，整面墙坍塌下来，堵住了部分退路。
“履带还卡着！需要下车清理！”
“不能下车！他们有步兵在接近！”
确实，从两侧的建筑中，苏军步兵开始出现。不是大规模冲锋，而是精准的、有组织的袭扰：有人从二楼窗口投掷手榴弹，有人从地下室出口用冲锋枪扫射，还有人试图接近到投掷反坦克磁性炸弹的距离。
我们陷入了绝境：前方是KV-1，后方是倒塌的建筑阻塞，两侧是步步紧逼的步兵，而我们的坦克履带卡死，几乎无法机动。
这时，哈塞尔的坦克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他没有尝试救援我们，而是全速冲向KV-1。
“哈塞尔！你在做什么！”卡尔对着电台大喊。
没有回答。哈塞尔的四号F2在狭窄的街道上加速，炮口喷出火焰——他在开火，明知无法击穿，但仍然在开火。高爆弹打在KV-1的正面装甲上，只溅起火花和油漆碎屑。
但这个举动吸引了KV-1的注意力。它的炮塔转向哈塞尔，开火。
第一发炮弹击中了哈塞尔坦克的炮塔侧面，穿透了。火焰和浓烟从舱口喷出，但坦克还在前进，歪斜着，失控地，像一头受伤的公牛。
第二发炮弹结束了它。爆炸将炮塔整个掀开，重重砸在街道上。
但这两次射击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
“弗兰茨！下车！用撬棍！”
装填手没有犹豫。他推开舱盖，跳进子弹横飞的街道，冲向卡住履带的金属框架。子弹打在他周围的墙壁和地面上，溅起碎石和雪屑。他趴下，用撬棍猛力撬动。
“埃里希！机枪掩护！”
同轴机枪喷出火舌，压制靠近的步兵。我通过驾驶舱的观察缝看到，弗兰茨在火力下工作，他的动作因寒冷和恐惧而僵硬，但没有停止。
十秒。二十秒。三十秒。
“好了！”弗兰茨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然后他迅速爬回车内，左臂上有新的伤口在渗血。
我立即倒车。履带解脱了，坦克向后疾退。KV-1注意到了，炮塔再次转向我们，但就在这时——
沃尔特的坦克从侧街冲了出来。他不是直接攻击KV-1，而是撞击了街道旁的一栋木质建筑。建筑坍塌，大量的砖石、木梁和积雪落在KV-1前方，形成了临时障碍。
“全排撤退！交替掩护！”卡尔命令。
我们三辆车——不，现在只有两辆了，哈塞尔的车在燃烧——在狭窄的街道上倒车撤退，机枪向两侧扫射，阻止苏军步兵接近。
撤退到镇外相对安全的位置时，已是下午三点二十分。战斗持续了一小时，感觉像一整天。
“清点损失。”卡尔的声音疲惫不堪。
哈塞尔的坦克全毁，乘员三人阵亡，一人重伤被俘——我们看到他试图爬出燃烧的坦克时，被苏军步兵拖走了。沃尔特的坦克右侧悬挂严重受损，无法继续作战。我们的“莱茵女儿”履带再次受损，左侧装甲上有三个新的弹孔——幸运的是都没有穿透。
人员方面：弗兰茨左臂受伤，需要缝合；埃里希在剧烈震动中撞到了头，有轻微脑震荡；我自己的右手手指冻伤加重，几乎无法弯曲。
而小镇，还在苏军手中。
下午四点，营部调来了突击工兵和更多的步兵。新的进攻在四点三十分开始，这次不是坦克冲锋，而是步兵在工兵和炮火支援下的逐屋清剿。
我们作为固定火力点，停在镇外一处高地上，用所剩不多的弹药提供远程支援。透过望远镜，我看着战斗在小镇中展开：工兵用炸药包炸开建筑墙壁，步兵冲进去短兵相接，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枪的连发声、垂死者的惨叫，在寒冷的下午空气中异常清晰。
战斗持续到黄昏。当最后一处抵抗在教堂地下室被清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小镇被占领了，用十七名德军士兵的生命和三十四人的伤亡换来的。
晚上七点，我们进入小镇。主街上，工兵正在清理路障和尸体。雪地被踩踏得泥泞不堪，混合着鲜血、燃油和某种更黑暗的东西。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眶，少数几栋还完好的建筑也被征用为指挥所和救护站。
卡尔被叫去参加占领后的简报会。我留在坦克旁，和埃里希、弗兰茨一起进行最基本的维护——检查损伤，清点剩余弹药，尝试启动引擎确保明天还能用。
“我们赢了，”埃里希突然说，声音里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对吧？”
弗兰茨正在用绷带重新包扎手臂，头也不抬：“占领了一个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镇，损失了哈塞尔和他的车组，还有那么多人。这算赢吗？”
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明显，也太痛苦。
晚上八点，卡尔回来了。他的脸色在煤油灯的光线下像死人一样苍白。
“统计出来了，”他平静地说，仿佛在报告天气，“我军阵亡二十一人，伤四十三人，其中重伤十四人。击毙苏军约六十人，俘虏十二人。摧毁反坦克炮三门，击伤KV-1一辆——它撤退了。”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小镇原本有居民约三百人。现在……剩下不到五十，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其他人要么逃走了，要么死了。”
我们沉默地听着。数字，总是数字。但它们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哈塞尔，那个昨晚还来借炮弹的人；他车组的年轻装填手，我记得他才十九岁，来自汉堡，总是吹嘘家乡的港口；还有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步兵，工兵，医护兵。
“上级说这是重要的胜利，”卡尔继续，声音里有一丝讽刺，“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又一扇门。他们会发嘉奖令，也许还会给几个人铁十字勋章。”
铁十字勋章。我想起在波兰获得第一枚时的骄傲，在法国获得第二枚时的自信。现在，如果再给我一枚，我会把它扔进雪地里。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卡尔说，“明天可能继续推进，也可能转入防御。看命令。”
他爬进坦克，留下我们三人在寒风中。
我和埃里希、弗兰茨围着坦克引擎盖生起一小堆火——违反规定的，但没有人来制止。整个小镇都在违反规定：士兵们在废墟中寻找可用的东西，生火取暖，分享着缴获的食物和酒。
远处，教堂的方向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有人在演奏一首俄国民歌，旋律哀伤而美丽，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他们在庆祝？”埃里希问。
“或者在哀悼，”弗兰茨说，“谁知道呢。”
我看着火光在我们脸上跳动。我们占领了一个小镇，但感觉更像失去了一些东西。不是领土，不是装备，而是某种更内在的、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对胜利的信念，对战争目的的信任，或者只是对人性最基本的信心。
“我想家了，”埃里希突然说，声音很轻，“不是慕尼黑的家，是……是战前的世界。那个我还相信某些事情的世界。”
我们都沉默了。因为我们都想家了，想那个已经不存在，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存在的世界。
那天深夜，我在几乎冻住的笔记本上，用僵硬的手指艰难地写下：
“1941年11月13日夜，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镇。今天我们‘赢’了。用二十一条生命和四十三具伤残的身体，换取了一个名字拗口的小镇，几栋空房子，和一段更接近莫斯科的距离。胜利的滋味像冻土：冰冷，坚硬，难以下咽。哈塞尔死了，他的车组死了，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也死了。而我们还活着，在占领的空房子里，听着俄国的民歌，想着再也回不去的家。铁十字勋章在火光照耀下闪烁，但它的光芒照不亮那些空洞的窗户，也温暖不了冻僵的手指。莫斯科又近了几公里，但每前进一公里，我们的灵魂就轻了一克。今夜，在这个我们‘赢’来的小镇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有些胜利，比失败更加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