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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算”、“明工”两科的有限落地,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涟漪虽暂未扩大,却标志着某种界限已被打破。
江灼(李承乾)深知,科举改革只是撬动门阀特权的一根杠杆,要想真正动摇其根基,必须寻找更核心的支点。
而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便送到了他的面前——修订《氏族志》。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提高皇族地位,打压山东士族(如崔、卢、李、郑等)的旧有威望,曾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
然而,初版仍因循旧例,将山东老牌士族列为第一等,皇族李氏反居其后,引得李世民大为不满,下令重修。
如今,此事因各种原因迁延未决,再次被提上议程。
这不仅仅是排个座次的脸面问题,更是关乎社会评价体系、官员选拔潜规则乃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一战。
谁能主导《氏族志》的修订,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大唐精英阶层的价值标准。
一时间,各方势力目光灼灼。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希望借此巩固自身新兴贵族的地位;
山东士族则千方百计想要维持其数百年的清誉门望;
魏王李泰也想插手,借此拉拢或打击某些势力,扩充自身羽翼。
就在各方明争暗斗、争执不下之际,一份由“庶人承乾”秘密呈送的两仪殿的 《新修氏族志刍议》 ,再次让李世民陷入了深思。
这份《刍议》没有纠缠于具体哪家该排第几,而是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核心原则:“重今官爵,考其功绩,辅以德望,淡化郡望。”
具体而言:
1. “以当朝官爵品秩为首要依据,论品定等。” 直接将政治地位作为衡量氏族高下的首要标准,这无疑最符合皇权利益,也最能获得关陇军事贵族和新兴官僚的支持。
2. “增设‘功绩考’,凡于国有大功(如开疆、治水、兴农、强兵)、于民有实绩(如教化、断狱、廉能)者,无论出身,其家族等第可酌情擢升。”
这一条,直接将“绩效”引入了氏族评价体系,为寒门庶族乃至有能力的低级官吏打开了一道晋升社会评价的缝隙。
3. “德望非虚名,需察其家风,观其子弟,是否有违法乱纪、鱼肉乡里之行。若有,纵阀阅再高,亦当降等。”
这等于给了皇帝和朝廷一把可以随时敲打不法豪强、旧士族的道德戒尺。
4. “郡望仅作参考,不作为定等依据。” 这几乎是直接掘了山东士族赖以自豪的祖坟。
不仅如此,江灼还在《刍议》后附了一份详细的 “氏族功绩考评细则(草案)” ,
里面甚至包含了类似后世“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雏形,
如垦田数量、赋税完成度、辖内治安情况、文教兴办成果等,
建议由吏部、户部、刑部等部门联合提供数据,作为“功绩考”的参考。
这份《刍议》视角之新颖,思路之凌厉,手段之“现代化”,让李世民拍案叫绝!
这完全跳出了传统士族门阀争论的窠臼,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功利主义”和“绩效管理”思维,为《氏族志》的修订,也为未来的人才评价和社会流动,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更利于中央集权的道路。
“此子……竟将帝王术与吏治之道,琢磨至此等地步!”李世民心中震撼之余,警惕也更深了一层。
如此洞悉人性与权力运作,若用之正,可成国之利器;若用之邪,恐为滔天巨患。
然而,当前的利益诱惑太大了。
若能以此原则修订《氏族志》,不仅能彻底打压山东士族的嚣张气焰,
更能将天下英才的评定标准牢牢掌握在皇权手中,极大地强化朝廷的向心力和控制力。
李世民心动了。
他再次顶住了来自长孙无忌(其对“功绩考”引入寒门元素有所保留)和山东士族代言人的巨大压力,
决意采纳江灼的核心思想,并做了一定妥协(如适当照顾关陇集团情绪,对“德望”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任命以其心腹重臣为主,但秘密指令,修订过程中若干关键原则和“功绩考”细则,需参考“庶人承乾”之议。
这无疑是将江灼置于了风口浪尖,却又给了他一个无形中影响帝国核心规则制定的绝佳平台。
修订工作启动后,风波骤起。山东士族闻讯,舆论哗然,纷纷斥之为“数典忘祖”、“败坏纲常”。
一些自诩清流的官员也上疏反对,认为以官爵功绩论高下,会导致“人心趋利,风俗日下”。
面对汹汹物议,江灼依旧深居简出,但他通过那些已悄然形成的“技术同盟”渠道,将一些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主持修订的官员。
例如,如何界定“于国大功”,如何核实地方官员上报的“政绩”数据以防舞弊,如何将“德望”考察与现有的御史监察制度结合等等。
他甚至“无意间”向某位前来请教水利问题的工部官员透露了一种“简易图表统计法”,
用于清晰对比不同家族在赋税、垦田等方面的贡献,这种方法后来被修订班子采纳,用以支撑“功绩考”的评定,显得直观而“科学”。
与此同时,江灼之前播下的“技术”种子开始发芽。
将作监采用他改良的冶铁法后,兵器质量与产量均有提升;
司农寺推广他建议的几种轮作方式,在关中试点地区取得了增产。
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虽然微小,却成了“功绩考”原则可行性的活生生例证,也让一些务实派官员更加认同他的理念。
魏王李泰见状,更加焦躁。
他试图拉拢山东士族,许诺若自己得势必将恢复旧制,又暗中指使人弹劾主持修订的官员“曲承上意,扰乱朝纲”。
然而,李世民改革意志已定,且江灼提出的方案确实能极大增强皇权,对李泰的小动作,李世民只是冷眼旁观,甚至暗中警告。
数月后,新版《氏族志》修成颁行。
皇族李氏毋庸置疑位列第一等,关陇勋贵紧随其后,而许多仅靠郡望的山东旧族被降等,部分政绩卓着的寒门官员家族则得以提升。
虽然过程充满了妥协与博弈,但 “重今官爵,考其功绩” 的核心原则,如同一把锋利的楔子,被牢牢钉入了大唐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
此举影响深远。它不仅打击了旧士族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
朝廷更看重你现在的贡献,而非祖上的荣光。
这极大地激励了在职官员的实干精神,也为寒门子弟指明了努力方向——通过建功立业提升家族地位。
经此一役,江灼虽未公开露面,但其“洞悉时务,善于谋划”的名声,已在高层小范围内悄然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个僻静宅院中的废太子,并非只会空谈或搞些奇技淫巧,其对于朝政大势和权力运作的理解,堪称恐怖。
李世民对江灼的观感也更加复杂。欣赏其才,忌惮其智,
同时又对其这种“不争而争”、专注于制度构建的姿态,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放心?
或许,一个醉心于设计规则、而非争夺规则内位置的“废太子”,对皇权的威胁,反而比一个上蹿下跳的王爷要小?
“氏族志只是第一步。”江灼在宅院中,看着新颁行的《氏族志》抄本,目光幽深,
“接下来,该用这把‘绩效’的利刃,去触碰那最敏感、也最顽固的堡垒了——均田与赋税。”
他知道,那才是真正牵动天下根基,考验他智慧、勇气与李世民决心的终极战场。
之前的科举、氏族志,都不过是铺垫与前奏。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五世界,第四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