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了许久之后，萧轩还是打算以制度性的方法来解决过去从官僚衙门都延伸开来的很多其他地方的一种任人唯亲的“千年积弊”，以细则化的明文来确定那些人事任命情况是要“避嫌”的。
经过召集了不少人的广泛商议和讨论之后，最终还是明确了一些看起来影响会比较广乃至也比较重要的原则。第一，从军队到企业，不同级别的管理岗位，要以五年为单位定期举行纸面考核。考核不过关，就不具备某一级别的资格。”其实就如同后世的高考一样，它虽然也有一些弊端。不过相比之下，在东方世俗社会这样一个实际环境下如果没有“文凭至上”很显然弊端会更多。而且即便是高考，很多弊端也是“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带来的。哪怕大学毕业的时候再来一次类似于高效扩招初期级别的淘汰率并以大学毕业考试来确定文凭，那种相关的弊端都会削弱很多。
其次还明确了需要避嫌的很多种情况：只要是有充分人事权的职业和级别，则包括兄弟姐妹子女父母等直亲范围内的向上调动都属违规，一级间亲乃至直亲的同连战友、同乡等相关人员的奖励性向上调动都需要在中央或总督区一级单位上的报备。同时，还在最大限度上的给予了相当部分内企业上层很大程度上的管理权限和自主权。企业的领导人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企改革是否彻底”的一个重要标志。很显然，对于君主或中央来说，直接介入企业内部的很多纠纷是做不到的。但是这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简化管理层级乃至监管所需要针对的对象。
整个崇祯十七年的社会在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在新的模式之下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之后，也带来了规模不小的社会红利。虽然工商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上的进步不那么大了，可是来自海内的财政收入却依旧有了规模不小的提高。
“中纺“的管理层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革新，开始变得锐意进取之后，通过印染乃至下游领域的补充性发展乃至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改进，仅仅一年的利税就达到了两千万两上下的规模。北方矿区的煤炭经营也得到了很的程度上的改善和提高，虽然煤价下跌导致还没有“中纺”那样的成就，可是每年的利税却还是达到了一千五百万两的规模。
仅仅是官营工商业和以前积弊重重的官田，在进行彻底的管理革新之后，每年的收入就达到了五千七百万两上下的规模。再加上商农等领域的税收，仅仅是海内的财政收入就退坡了一亿两千万两，这还是在粮价的上涨因为整个经济体量的扩充不像十年之前那样快之后带来的改善。
当然，这些在萧轩看起来也仅仅是刚起步而已。在渡过了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命劫之后，萧轩其实就有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在子女们真的成长起来并且带来政治上的不少顾虑之前，再进行一次远行出巡。目标当然并不仅仅是海内，萧轩还要了解一下在泰西一带的开拓和殖民进行的怎么样了。
在过去七八年左右的时间里，虽然运输手段十分有限，通过海路和西北陆路通道累计转移到自河中到泰西一带的人口总量也达到了七百万人左右的规模，而且这七百万人还不是单纯意义上随机分布的人口，而是青壮年生育年龄阶段或是少年阶段为核心的人口，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扩充到千万人以上的规模。
虽然经过多年的戡乱乃至治理，整个海内不少千百年以来的积弊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不过因为泰西一带广大殖民地缺乏明确的目标的缘故。即便能够通过管理层调动的方式解决一些上层分裂倾向的弊端，再此时已经颇有些经验的萧轩猜测来看，各种中层和基层的弊情应该并不算少。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文艺复兴已经有二三百年之久的欧洲，已经不是中世纪以前那个荒蛮和森林遍布各地，形同战国以前中国一般的状况。而是从农业到制造业等各个领域都开始广泛的开化了。如果说贫瘠的东瀛在加上南洋天竺一带每年都能提供数千万两的殖民财富。从河中到泰西几乎人口和耕地乃至工商业潜力不比新政之前的广大地区逊色多少的整个泰西又怎么会只有三千万两财富每年的提供能力？其中至少会有三四倍的差额。
萧轩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不同于一些欧洲小国，要让整个社会在近代化转型中承受很多“新阶级成本”仅仅是周边落后国家是不够的。必然要吃掉整个世界的“文明地带”才能获取足够的营养。同时，萧轩也并不能确定在新亲卫营的一系列变革之后会给战斗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能选择在种种负面影响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最后一次发挥新亲卫营的战斗力，为这一次远征出巡“保驾护航”
就这样，在崇祯十八年春季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整个应天新亲卫营的队伍就又要出发了。为了避免这个时代的远洋出行依旧很难避免的一些不可控风险。队伍最终还是选择了陆路。
跟随萧轩一起出行的队伍大概有七千人左右的规模，包括英雄外城新成年兵源及工匠营为核心兼有一些其他的辎重兵乃至战斗工兵两千人左右、扩充后的新亲卫营两千人左右，独立炮兵营一千人左右。还有以前曾经的志愿部队主力骑兵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武器装备的两千骑兵。
如果是在以前的时候，萧轩当然不敢只带这些兵力就执行这样的任务，不过这些年以来精锐工匠们积累下来的家底，已经让萧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担心这个规模的队伍会出太大的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