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的余波在接下来几天里持续扩散。
许兮若团队几乎没怎么休息。高槿之立即着手整理研讨会的完整记录和影像资料，李瀚明的团队则开始制作一系列短视频——岩叔讲述“绿线”传统的片段、高槿之质问“磐石生态”过往记录的犀利时刻、许兮若关于“发展为了什么”的发言精华，被剪辑成不同长度的版本，配上字幕和简单解说，通过多个平台发布。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其中一个岩叔讲述“药园与祖坟”的两分钟视频，在二十四小时内播放量突破百万。评论区里，许多城市网友留言：“从来没想到，一片树林对一群人意味着这么多”“我们总在说可持续发展，但真正的可持续是不是应该听听那些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的人怎么说？”“支持社区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与此同时，陶教授领导的报告撰写小组正在紧张工作。研讨会上的所有发言、质询、回应都被逐字整理，关键证据附在附录中。陶教授特别嘱咐，要在报告开篇强调“绿线”传统所体现的“预防原则”和“社区共治”理念，将其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高度。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抗议，”陶教授在小组会议上说，“这是一次关于发展模式、权利分配和文化价值的深刻讨论。我们的报告要抓住这个高度。”
第三天下午，许兮若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省电视台《深度对话》栏目的编导，想邀请她和岩叔、高槿之一起做一期专题节目。
“研讨会的片段在网络上反响很大，我们认为这个话题值得深入探讨。”编导的声音很诚恳，“我们保证节目会客观呈现双方观点，但重点会是社区视角和‘绿线’传统这种本土智慧的价值。”
许兮若和高槿之商量后，决定接受邀请，但提出了条件：节目必须完整呈现他们的核心观点，不能剪辑成简单的对立冲突；岩叔的发言要保证足够时长；他们有权提前看过剪辑版。
“可以，这些都可以写进合作协议。”编导爽快答应。
然而，就在敲定节目录制细节的当天晚上，李瀚明匆匆找到许兮若和高槿之。
“情况有点不对劲。”李瀚明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制作的那些短视频，从今天下午开始，在几个主要平台上的推荐流量明显下降。而且，出现了一批新的账号，用看似‘理性’的语气质疑我们。”
他调出数据：“看这个——‘保护传统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全省的发展大局。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还有这个——‘那些村民真的代表所有村民吗？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想借机要高价补偿？’”
高槿之仔细看着屏幕：“水军的风格变了，更隐蔽了。”
“不只是水军。”李瀚明切换页面，“有几个之前转发过我们内容的环保大V，今天突然删帖了。我私下问了一个关系不错的，他说接到了‘朋友’的提醒，说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建议他‘暂时观望’。”
许兮若皱起眉头：“‘磐石生态’开始动用关系网了。”
“不止如此。”李瀚明压低声音，“我还打听到，贺振华这两天频繁拜访省里几个关键部门，带的不是技术团队，而是法务和公关团队。他们可能在游说，也可能在施压。”
房间里一阵沉默。窗外，省城的霓虹灯闪烁，车流不息。这个繁华的都市里，无数决策正在会议室、饭局、电话中悄然形成，将直接影响千里之外那片雨林和那群人的命运。
“陶教授提醒得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高槿之走到窗边，看着夜色，“研讨会我们赢了场面，但真正的决策权不在会场里。”
许兮若揉了揉太阳穴：“电视台的节目必须做好。那是我们直接面向公众的重要机会。瀚明，你继续监测舆情变化，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理性质疑’，我们要准备回应。槿之，我们得和陶教授商量一下，报告提交的时间节点和后续策略。”
她顿了顿，声音坚定：“另外，联系我们在省里能信任的媒体朋友，问问有没有人了解‘磐石生态’最近的动向。知己知彼。”
接下来的两天，团队在高压下多线作战。
岩叔和其他村民代表先返回了那拉村——他们离开太久，村里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临行前，岩叔拉着许兮若的手：“兮若，省城的事我们不懂，全靠你们了。但要是需要我们再来说话，一个电话，我们马上来。”
“岩叔，你们已经做了最重要的部分——说出了真相。”许兮若认真地说，“回去后，也请留意村里的情况。我担心，‘磐石生态’可能也会在村里有动作。”
岩叔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历经世事的通透：“我明白。放心，村里人心里有杆秤。”
送走岩叔后，许兮若和高槿之投入了《深度对话》节目的准备。他们反复推敲可能的问题，准备最有力的回答。许兮若特别强调：“我们不要被动防守，要主动建构。每次回答问题，都要回到我们的核心框架——社区权利、传统智慧、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节目录制当天，许兮若选择了简单的白色衬衫和深色长裤，高槿之也是类似的简洁打扮。他们希望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而非外在。
主持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女性，以理性平和着称。开场后，她先请许兮若介绍了“绿线”传统和那拉村的基本情况，播放了雨林和村庄的短片。
“很美的地方，也很脆弱。”主持人转向高槿之，“高先生，研讨会上你质问‘磐石生态’的过往记录，引起很大反响。但企业方认为这是选择性的、片面的指控。你怎么回应这种批评？”
高槿之早有准备：“我们列举的所有案例，都基于公开可查的法律文书、媒体报道和官方记录。我们欢迎‘磐石生态’公开他们所有项目的完整社区沟通记录和环境监测数据，让事实说话。至于‘片面’——当一个企业八个项目中有五个陷入与社区的严重冲突时，这已经不是一个偶然问题，而是模式问题。”
“许小姐，”主持人转向许兮若，“企业方强调，项目经过了科学评估，会带来就业和税收，改善基础设施。而你们似乎更强调文化价值和传统生活方式。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是‘情怀’与‘现实’的冲突。你怎么看？”
许兮若微微前倾身体：“我不认为这是‘情怀’与‘现实’的冲突。恰恰相反，我认为那些只谈Gdp数字和就业统计的发展观，才是脱离现实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那拉村的村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十七代，他们有一套经过时间检验的、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现实是，一旦雨林生态被破坏，那些承诺的‘就业’可能只是短暂的，‘税收’可能抵不上后期治理的成本，而村民失去的将是整个文化根基和生存保障。”
她停顿了一下，直视镜头：“我们不是在反对发展，而是在问：什么样的发展？谁的发展？谁有权决定？如果发展的代价是让一个文化群落消失，让一套传承百年的生态智慧断代，那么这种发展真的是进步吗？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
主持人的问题逐渐深入，触及法律冲突、权利界定、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许兮若和高槿之默契配合，既坚持原则，又展现出开放对话的态度。
“如果‘磐石生态’愿意真正重新设计方案，完全避开‘绿线’区域，并让社区全程参与监督，你们会接受吗？”主持人问。
“我们会持开放态度。”许兮若回答，“但关键不是我们接不接受，而是社区接不接受。核心原则是：社区必须有实质性的决策参与权，而不是事后的被告知权。”
节目录制得很顺利。结束后，主持人与他们握手：“很少见到准备这么充分、思路这么清晰的受访者。节目会在周日晚上黄金档播出，应该会有很好的反响。”
然而，就在节目播出前一天，变故发生了。
周六上午，陶教授突然打来紧急电话，声音里带着罕见的焦虑：“报告提交的计划可能有变。我刚得到消息，下周一，省里要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讨论‘促进偏远地区发展投资’的议题，‘磐石生态’的项目可能会被作为典型案例在会上讨论。”
许兮若心中一紧：“我们的报告来得及在会上分发吗？”
“问题就在这里。”陶教授叹了口气，“会议是临时通知的，参会范围控制得很严，我们的报告还在最后修改阶段，不一定能赶得上。而且，我听说‘磐石生态’准备了一份很‘漂亮’的汇报材料，重点突出‘投资规模’‘就业创造’和‘精准扶贫’，弱化生态影响。”
高槿之接过电话：“教授，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能知道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至少把报告的核心内容递进去？”
“我在想办法。”陶教授说，“但时间太紧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这个会议先形成了倾向性的意见，我们的报告即使后续提交，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
挂断电话，房间里的气氛凝重起来。
李瀚明敲击键盘的声音格外清晰：“我查了一下，周一的会议在省政府会议室，参会名单还没完全流出，但据说主管经济、自然资源、乡村振兴的几个副省长都会出席。规格很高。”
“他们选了个好时机。”高槿之冷静分析，“研讨会刚过，舆论对我们有利，但尚未转化为政策影响。他们趁这个空档，在决策层面快速推进。”
许兮若站在房间中央，闭上眼睛。几天来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她强迫自己思考。不能乱。一步乱，步步乱。
“槿之，我们分头行动。”她睁开眼睛，眸子里重新燃起火光，“你全力协助陶教授，无论如何，周一之前必须完成报告定稿，并想办法送到能送到的每一个关键参会者手里。哪怕是会议开始前半小时送到门卫室，也要送。”
“瀚明，你立即开始准备一份简明版的核心论点摘要，一页纸，最精炼的语言，重点对比‘磐石生态’的承诺与我们的质疑，以及‘绿线’传统的价值。做成电子版和打印版。”
“我自己，”她深吸一口气，“我去找我能找到的所有人脉。省政协我认识两位关注生态文明的委员，虽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会议，但至少可以发声。”
高槿之看着她：“要不要联系媒体？周一会议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我们可以会前开个小型的媒体吹风会，强调这个决策的关键性，施加舆论压力。”
“可以，但要注意方式。”许兮若点头，“不能显得我们在‘施压’，而是‘提供信息’‘表达关切’。邀请那些靠谱的、有深度的记者。”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团队进入了不眠不休的冲刺状态。
高槿之几乎住在了社科院，和陶教授及小组成员逐字推敲报告。许兮若奔波于各个见面地点，递送材料，阐述观点。李瀚明则监控着网络舆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同时准备着各种版本的传播材料。
周日晚上，《深度对话》节目如期播出。效果很好，社交媒体上讨论热度再次上升。但团队没有时间庆祝，所有人的心思都系在周一的会议上。
深夜十一点，许兮若和高槿之终于在一个便利店门口碰头，简单吃点东西。两人都满脸倦容，但眼睛仍然亮着。
“报告终稿刚刚完成。”高槿之咬着面包，声音沙哑，“陶教授动用了所有关系，确保明天上午八点前，打印版能送到省政府传达室，标注‘急件，请转交xxx会议’。电子版已经发给了我们整理出来的所有可能影响到的邮箱。”
“我这边，两位政协委员都答应会在适当场合表达关注。”许兮若喝着矿泉水，“但他们都暗示，这个项目‘上面很重视’，压力不小。”
两人沉默地吃了几口。便利店的白炽灯冷冷地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兮若，”高槿之忽然轻声说，“如果……如果这次会议的结果不理想，你准备怎么办？”
许兮若抬起头，看着夜色中高槿之轮廓分明的侧脸。这个问题，她问过自己很多遍。
“我不知道。”她诚实地说，“也许上诉，也许寻求更高层面的关注，也许发起公民联署。但我知道的是，我不会放弃。岩叔他们不会放弃。”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你知道吗，槿之，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会突然想起雨林里的声音。瀑布的声音，鸟叫的声音，风吹过树冠的声音。然后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些声音被机器轰鸣取代，那会是一个多么寂静的世界。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没有了生命的声音。”
高槿之伸手，轻轻握了握她的手。他的手很暖，掌心有常年握方向盘和相机留下的薄茧。
“我懂。”他只说了两个字。
许兮若感到眼眶微热。这一路走来，最艰难的时刻，不是面对强大的对手，而是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而此刻，这只手告诉她，她不是一个人。
“等这一切结束……”高槿之没有说完，但许兮若明白。
“嗯。”她点头，反手握紧他的手，“等这一切结束。”
周一清晨七点，许兮若和高槿之已经守在省政府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们不能进去，但希望能第一时间了解到任何消息。
八点十分，陶教授发来信息：“报告已送达传达室，签收了。”
八点半，李瀚明发来消息：“网络上有零星消息提到今天的重要会议，但还没有具体内容。”
九点，会议应该开始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许兮若盯着手机屏幕，咖啡凉了也没喝一口。高槿之相对平静，但他频繁查看手表的小动作暴露了内心的紧张。
十点半，许兮若的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喂，请问是许兮若女士吗？”一个温和的男声。
“是我。您是？”
“我是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林研究员。我们收到了社科院提交的关于那拉村雨林开发项目的研讨会报告，写得非常扎实。我想冒昧地问一下，你和你的团队现在在省城吗？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越快越好。”
许兮若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捂住话筒，用口型对高槿之说：“省政府政策研究室。”
高槿之立刻坐直身体，眼神锐利起来。
“我们在省城。随时可以见面。”许兮若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太好了。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现在过来一趟，带上相关的补充材料。地址是……”
挂断电话，许兮若和高槿之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希望的火花。
“政策研究室找我们面谈……这意味着报告被看到了，而且引起了重视。”高槿之快速分析。
“也可能是例行咨询。”许兮若已经站起身，“但无论如何，机会来了。走！”
半小时后，他们走进了省政府大院。经过严格登记和安检，被带到一栋朴素的办公楼里。林研究员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学者型官员，他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桌上摊开着那份厚厚的报告。
“请坐。”林研究员很客气，“时间紧迫，我就直说了。今天上午的会议，我们研究室负责提供背景材料。你们这份报告在最后一刻送到，我快速浏览了核心部分，觉得里面的观点和证据非常重要，尤其是关于‘绿线’传统的生态价值和文化意义，以及企业过往记录的问题。”
他推了推眼镜：“但报告太厚，领导们没时间细看。我需要你们用最简洁的方式，告诉我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如果这个项目完全避开‘绿线’区域，技术上的可行性有多大？第二，除了完全停止项目，有没有中间方案，既能保护核心生态和文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发展需求？第三，如果项目继续按原方案推进，最可能发生的不可逆后果是什么？”
许兮若和高槿之精神一振。这是真正的机会。
高槿之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准备好的资料：“第一个问题，技术可行性。这是雨林区域的详细地形图和生态敏感区分布图。‘绿线’区域约占雨林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但包括了最关键的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和社区的传统利用区。如果完全避开，可供开发的区域将非常破碎，基础设施成本会大幅上升，项目经济性会大打折扣。这是‘磐石生态’坚持要进入‘绿线’区域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问题，中间方案。”许兮若接过话头，“我们和社区讨论过几种可能：一是大幅缩减开发规模，只利用‘绿线’外最不敏感的区域；二是改变开发模式，从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或旅游设施建设，转变为支持社区主导的生态友好型产业，比如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传统药材可持续采集等；三是建立社区共管机制，任何开发都必须经过社区议事会同意，并让社区分享实质性的收益和决策权。”
林研究员快速记录着：“具体说说社区共管机制。”
“这是我们在其他地区研究过的案例。”高槿之调出几个文件，“比如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村寨银行’和‘资源共管委员会’，外来投资必须与社区签订协议，明确生态保护责任、收益分配比例、社区就业优先、文化尊重条款等。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社区有权监督和终止合作。”
“第三个问题，不可逆后果。”许兮若的声音严肃起来，“最直接的是生物多样性丧失，一些特有物种可能灭绝。其次是社区文化断裂，年轻人失去与土地的联系，传统知识失传。第三是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水源涵养能力减弱，可能导致下游地区旱涝灾害加剧。这些后果，用多少钱都难以弥补。”
林研究员停下笔，沉思片刻：“你们提供的这些信息，特别是社区共管的案例，很有参考价值。今天的会议上，‘磐石生态’方面强调他们愿意增加补偿、改善方案，但坚持开发权利。而有些领导更关注短期经济指标。”
他站起身：“这样，你们能不能在中午之前，给我一份三页纸的简报，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和你们的建议？我争取在下午的会议讨论时，把这份简报作为补充材料发下去。”
“没问题！”许兮若立即答应。
“还有，”林研究员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简报要客观、理性，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避免情绪化语言。我们要争取的是那些中间派、务实派的领导。”
回到咖啡馆，许兮若和高槿之立即开始工作。他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三页纸的简报很快成型：一页讲“绿线”的生态与文化不可替代性；一页讲社区共管的可行案例与机制设计；一页讲原方案的风险与替代方案的比较优势。
中午十二点，简报准时发到林研究员的邮箱。五分钟后，收到回复：“收到，已打印。下午见机使用。”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下午的会议从两点开始，他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李瀚明发来消息，网络上有一些传言，说会议争论激烈，但都未经证实。
四点半，许兮若的手机再次响起。是陶教授。
“有消息了。”陶教授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带着一丝欣慰，“会议刚刚结束。没有最终决定，但形成了一个重要意见：项目暂停推进，由省政府牵头，组成一个联合调研组，赴那拉村实地考察，听取多方意见，特别是社区的意见，重新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方案。”
许兮若捂住嘴，眼泪差点涌出来。高槿之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调研组什么时候出发？由哪些部门组成？”高槿之问。
“具体安排还在协调，但据说会包括政策研究室、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文化和旅游厅、乡村振兴局，以及独立专家。”陶教授说，“我和社科院可能也会派人参加。关键是，社区代表必须是正式成员，而不是‘被调研对象’。”
“太好了……这太好了……”许兮若喃喃道。
“别高兴得太早。”陶教授提醒，“这只是暂停和重新评估，不是终止。调研组里肯定会有不同观点的碰撞。而且，‘磐石生态’也会全力游说。但无论如何，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决策者亲眼看到那片雨林，亲耳听到社区的声音。”
挂断电话，许兮若和高槿之长久地沉默着。窗外，夕阳西下，省城的天空被染成橙红色。
“我们做到了第一步。”高槿之轻声说。
“是岩叔他们做到了。”许兮若纠正道，“是他们世世代代守护着那条线，是他们有勇气站出来说话。”
她看向窗外，仿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那片绿色：“现在，我们要准备好迎接调研组。那是下一个战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许兮若和高槿之并肩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街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时而分开，时而交叠。
“槿之，”许兮若忽然开口，“等调研组的事情告一段落，我想回雨林住一段时间。不是去工作，就是去……感受它。”
高槿之侧头看她，目光温柔：“我陪你。”
“然后，”许兮若继续说，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说，“我想写一本书。关于‘绿线’，关于那拉村，关于我们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学术着作，而是故事，让更多人听到。”
“你会写得很好的。”高槿之说，“我会拍照，做插图。”
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仿佛都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宁静的力量。
前方路还长，战斗还未结束。但此刻，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头，他们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条路可能崎岖，可能漫长，但路的尽头，有他们愿意用全部心力去守护的东西——一片有生命的雨林，一个有根的家园，一个更公正、更智慧的明天。
夜色渐深，星光从城市的光污染中艰难地透出几点微弱的光芒。但星光再微弱，也是穿越亿万光年而来的坚持。正如再渺小的声音，只要发自真心，终将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