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走后，赵佶仔细看着吕惠卿送上来的会计簿，还有蔡京的劄子，自从蔡京外放六路发运使后，见天的给赵佶写信，备陈思念官家之情，而且蔡京确实会做人，利用发运使的便利，有什么稀奇好看的物件总会立即送给赵佶，还有后宫的娘子们，不管得宠与否，都有蔡发运的一份心意，听说王皇后怀孕后，蔡京更是立马搜罗各种宝物上供，连王皇后都多次在赵佶面前说蔡京的好话。
对此，赵佶只是呵呵一笑，蔡京确实是个好舔狗，也确实有能力，但是说他是个忠臣，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但是赵佶也不得不佩服，蔡京确实是一个干吏，上任几个月，就把发运司打理的井井有条，今年转运漕粮等物资五百多万石，损耗也比之前少多了，但是蔡京的劄子实在是太肉麻了，每次都是对赵佶嘘寒问暖，实在是让赵佶有些吃不消。
毕竟赵佶确实是正常男人，就算你貌如潘安也不行，不过蔡京的一笔字确实是漂亮，第一次让赵佶对字如其人产生怀疑了，蔡京的字确实很飘逸，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在里面。赵佶翻看着蔡京的劄子，蔡京作为发运使，最为看重的就是汴河，蔡京在劄子里说道：“汴河专运漕米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故国家于漕事,至急重要。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区区沟洫同言也。”
蔡京坦陈，据他查阅发运司档案，大宋漕运最高是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可达七百五十万石，之后逐年下降，现在常年保持在五百万到五百八十万石之间。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来是四渠漕运的断绝，还有就是对陕西的用兵，之前大宋的漕粮是由多个地方上供的：淮泗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泗之粟占主要地位。
而现在由于朝廷长期在陕西屯驻重兵，军需粮秣反而需要从东京向陕西转运，所以来自陕西的漕粮自然断绝，京东等处的漕粮由于五丈河的影响还有黄河的泛滥，也大幅度减少，朝廷的漕粮主要依靠东南。据蔡京估计，东南漕粮受限于汴河。最多不会超过五百八十万石。
所以赵佶的打算就是大力开发荆湖，使荆湖成为大宋的粮仓，因为荆湖距离东京直线距离近，而且水运条件也好，转运并不费事，还有就是京东等路的运河也要修复，以待未来转运军需所用，对于赵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应对未来女真人，一切都以这个为重。
赵佶仔细翻看吕惠卿的文书，发现大宋虽然各项税收都比较完备，但是似乎没有向明清一样设置钞关，在运河征税，赵佶记得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征收的税收可不少，自己现在修筑运河，急需钱财，钞关可以获取大量财富，明代钞关获利可不小，大约岁收金折合白银4万两，到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年征收船料、商税8.3万两，居全国八大关之首。
这可不是小钱，数万两白银，而且还是按照明代征收的标准来算的，设置钞关旨在征收船税，临清、杭州两关也兼收货税。由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税以载运商货之船户为征课对象。初期按运送路程之远近和船舶大小长阔不同分等称船料，估料定税。宣德四年规定，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各段均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自北京至南京间的全程，每一百纳钞五百贯。后又以估料难核，改为计算梁头广狭定税，其标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不等。
要知道明代的钞关其实有非常多的弊端，首先就是商人借用官船，逃避征税，赵佶自问要是自己来制定征收税则，应该能够避免这些漏洞，想到此，赵佶决定召集政事堂诸相商量此事。
赵佶对他们说了此事后，没想到第一个出来反对的不是苏辙，而是分管财政的三司使吕惠卿，吕惠卿说道：“官家，此举不妥。本朝商税，上至四京，下达乡镇、关津都有专设机构征收，若是在运河上再收取关津之税，恐有重复收税之嫌，未有便利。且运河主要是朝廷使用，商贾行船，本就缴纳关津之税，不当再征收船税。”
苏辙、韩忠彦难得的都同意吕惠卿的意见，赵佶有些不死心的问道：“现在国用不足，诸卿以何教吾？”吕惠卿说道：“官家，国用不足，自然可以开源节流，但是征税关乎社稷安定，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国家动荡，得不偿失。臣以为，增加收入，可以在广南西路增设钱监，增加铸钱，还有就是市舶司专卖也可以增加，还有荆湖等处开垦荒地后，也会为国家增加收入，如今禁军整顿已经初见成效，冗兵之害已经大为改观，明年的开支应该会少的多了，官家不必担忧。”
苏辙也是说道：“疏浚运河，本来就该从免役助役钱中出，官家明年只要妥为计划，应当不会超支的。”
见政事堂的诸位宰相们都这么说，赵佶也只得作罢，趁着现在朝廷事情少，赵佶准备安排明年的事情，赵佶说道：“农桑之事，水利有一半之功，国家、诸路已经多年未大规模兴修水利了吧？”赵佶知道，自五代以来，中原和北方的水利就遭到来极大的破坏，大宋立国之后，虽然经过了整修，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颁布了农田水利法，但是随着王安石去位，党争开始，很快农田水利法就陷于停顿，就算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为相也没有恢复它。
看赵佶猛地提起这个，一众宰相都陷入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