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我们都叫他“阿廖沙·烟鬼”，因为他一天要抽四十根“普里马”）在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楼下徘徊。那是 2025 年 7 月 27 日，夜里十一点零七分，噩罗海城的夏夜却冷得像十一月。赫鲁晓夫楼的灰色水泥墙渗出潮气，像一只长满老年斑的巨兽在缓慢呼吸。
阿廖沙口袋里只剩七十三卢布，还不够买一包被税翻到五倍价格的“万宝路”。可他知道，只要沿着楼与楼之间那条被称作“鬼缝”的窄巷走到尽头，就会看见一盏永远闪烁的红色灯泡，灯下坐着一个穿苏军旧棉袄的老太婆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人称“烟魂婆婆”。她卖的不是烟，是“烟的幻觉”：一根能抽出 1943 年斯大林格勒焦土气味的香烟，或是一根能把人带回 1991 年 8 月白宫门前坦克履带声里的香烟。代价不是钱，而是买烟者“最珍贵却最不愿承认的记忆”。
阿廖沙需要忘记或者说，需要被允许暂时忘记三天前在特维尔大街“曙光”烟店里被宰的那一幕：店主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看到他手腕上那块中国产的塑料表，立刻把一包“彼得一世”从一百五十卢布改口到四百五十卢布。阿廖沙争辩，对方只是耸肩：“外国表，外国价。”随即用俄语里最毒的那句“丹亚苏卡”给他定了性。
于是，阿廖沙用右手拇指抵住自己左胸第二根肋骨童年时母亲常吻的位置向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递出他“最珍贵却最不愿承认的记忆”：1997 年 12 月 31 日，他七岁那年，父亲在电视机前喝下一整瓶“首都牌”伏特加，在红场钟声敲响第十二下时，用皮带抽了母亲三下，母亲却笑着说：“新年好，亲爱的。”
老太婆把记忆接过去，像接过去一块烧红的炭，扔进脚边的铁桶。铁桶里火焰陡然升高，映出阿廖沙童年的脸。随后她递给他一根烟滤嘴处用红墨水写着“原谅”。阿廖沙点燃，吸第一口，鼻腔里满是雪与血；第二口，他听见母亲遥远的笑声像碎玻璃；第三口，他发现自己正站在 1997 年的厨房里，父亲的手悬在半空，皮带却变成了一条死蛇。
与此同时，在楼外，一辆 1956 年的“胜利牌”轿车缓缓驶过，车窗里探出一张惨白的脸没有瞳孔，只有两个烟洞。那张脸对着阿廖沙喊了一句：“别抽完，留一半给我！”声音像铁铲刮过冻土。
阿廖沙吓得把烟扔在地上。烟头滚进排水沟，发出嘶嘶声。那声音竟渐渐变成俄语字母“Ж”，然后字母立起来，像一把锈刀，朝他脚背砍去。阿廖沙拔腿就跑，却在巷口撞上一个穿旧式苏联少先队服的小男孩阿尔乔姆·谢尔盖耶维奇，1939 年生人，死于 1942 年列宁格勒封锁，如今却保持着八岁的模样，手里攥着一张已经褪色的配给卡。
“叔叔，”小男孩说，“能不能给我一根烟？我要在梦里抽，梦里的烟不会饿。”
阿廖沙低头，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整包“原谅”。他抽出一根递过去。阿尔乔姆点燃，烟雾在他头顶聚成一只灰色鸽子，咕咕叫了两声，啄下自己一根羽毛，羽毛落地化成一把钥匙。
“拿着，”男孩说，“去开赫鲁晓夫楼 12 层 48 号公寓的门。门后有你三天前丢在烟店柜台上的尊严。”
钥匙带着锈蚀的呻吟，缓缓插入锁孔，那声响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在生命的尽头艰难地咳出最后一丝气息。门扉开启的刹那，一阵风裹挟着腐败洋葱的气息，如幽灵般扑面而来，那是岁月沉淀的腐朽与辛辣。
客厅之中，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矗立着，仿佛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时代的荒诞。屏幕里，2025年的新闻主播正用那机械而冷漠的声音播报：“‘诚实商人’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因‘价格欺诈及侮辱外国友人’之罪，被处以五百卢布罚款，此金额相当于一包半‘彼得一世’香烟的市价。”这则新闻，如同一个荒诞的笑话，在时间的错位中回响。
电视机前，一个身着浴袍的男人静静地坐着，他的背影如同山峦般沉重，后脑勺上那道如地图边界线般的伤疤，似乎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他缓缓转过头，阿廖沙的惊呼卡在喉咙里——那竟是他自己，一个更加苍老、疲惫的自己，皱纹里嵌着烟灰，眼睛里漂着卢布符号，仿佛被金钱与欲望腐蚀的灵魂。
“你终于来了，”老阿廖沙的声音沙哑而深沉，“我等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我把尊严当作零钱，找给了瓦西里。现在，它回来了，却变得如此渺小，缩成了一张1991年的公交车票。”
他递过那张车票，票面上“路线：地狱天堂”的字样刺眼而荒诞，票价0.00卢布，背面用铅笔轻轻写着：“请在检票前，确认你仍记得如何哭泣。”这行字，如同一个诅咒，预示着阿廖沙即将踏入的，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荒诞世界。
阿廖沙捏着车票，手指微微颤抖。就在这时，地板下传来一阵阵沉闷的敲击声，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他低头一看，地板缝隙中伸出一只黑手，手指甲盖半透明，里面流动的红色液体如同稀释的番茄汤，又似愤怒与绝望的混合体。黑手紧紧抓住他的脚踝，将他拖入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黑暗里，赫鲁晓夫楼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颠倒过来，天旋地转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它本应有的秩序。阿廖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头朝下如一颗失重的陨石般疯狂坠落，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天花板，每一层都宛如一个时代的幽灵厨房，陈列着那个时代独有的荒诞与悲凉。
1920年代，余粮征集队的马灯摇曳着昏黄的光，仿佛在诉说着集体化时期农民们那苦涩的无奈与绝望；1930年代，大清洗的打字机“咔嗒咔嗒”作响，每一个字符都像是从地狱传来的诅咒，敲打着无辜者的灵魂；1940年代，防空气球的绳子在风中飘荡，如同战争阴云下人们那脆弱的希望；1950年代，玉米穗堆积如山，却掩盖不了赫鲁晓夫那盲目崇拜下的荒谬；1960年代，登月的脚印虽已留在月球表面，却无法填平苏联与美国在科技竞赛中那日益扩大的鸿沟；1970年代，“奥利匹克”牌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翻腾，却无法冲淡人们心中那日益沉重的压抑；1980年代，阿富汗回来的锌皮棺材冰冷而刺眼，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1990年代，兑换券的碎屑如雪花般飘落，见证着经济崩溃下人们的无助与迷茫；2000年代，Nokia的铃声清脆却单调，仿佛是那个时代人们在信息浪潮中孤独的呐喊；2010年代，克里米亚大桥的沥青味弥漫在空气中，却掩盖不了政治博弈下的复杂与矛盾……
最后，阿廖沙如一颗流星般狠狠砸进2025年的一个烟灰缸里。那烟灰缸大得如同古罗马的斗兽场，缸底稳稳地坐着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他正满脸贪婪地数着那一沓沓散发着铜臭味的钞票。
“嘿，外国表！”瓦西里猛地抬头，脸上露出鲨鱼般狡黠而残忍的笑，“欢迎来到我的第五层地下室，这里专卖‘二手尊严’，成色九成新，只被眼泪洗过一次。”那声音，如同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嘲讽，冰冷而刺骨。
阿廖沙惊恐地瞪大双眼，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逃跑欲望。然而，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根细长的烟，被瓦西里那粗壮而肮脏的手指紧紧夹在指间。瓦西里冷笑着，竟用老阿廖沙后脑勺上那道如地图边界线般的伤疤做打火机，“嚓”的一声，点燃了他。阿廖沙在火中发出凄厉的尖叫，那声音仿佛是灵魂被撕裂的痛苦呐喊。而那袅袅升起的烟，却缓缓飘进瓦西里的肺里。
在那里，阿廖沙看到了无数被宰过的外国游客的灵魂，它们都缩成小小的条形码，紧紧地贴在肺泡壁上，如同被囚禁在无形牢笼中的囚徒，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
“你们不是被宰，”瓦西里对着肺里的阿廖沙得意洋洋地说，“你们是被‘合理定价’。市场规律，懂吗？丹亚苏卡。”那语气，仿佛他是在进行一场多么正义的交易。
就在这时，烟灰缸突然裂开一道细长的缝，仿佛是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希望之光。缝里伸出那只灰色鸽子的喙，它如同一位英勇的救世主，叼住阿廖沙的滤嘴，用力把他拽了出去。阿廖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重新变回了人形，落在12层48号公寓的窗前。
窗外，亚乌扎河正以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姿态倒流，河水卷着赫鲁晓夫楼的倒影，如同一个巨大的怪物，将那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梦想的建筑无情地卷走，像卷走一张用过的餐巾纸，轻飘飘地，不带一丝留恋。
鸽子把阿廖沙扔在库兹涅茨克桥上。桥下，河水倒流发出婴儿啼哭的声音。桥中央站着一位老妇人，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怀里抱着一个纸箱。阿廖沙走近，发现纸箱里全是 1991 年 8 月白宫门口被踩碎的向日葵籽。
“吃一粒，”老妇人说，“你会记起你曾是谁。”
阿廖沙吞下一粒，嘴里立刻泛起 1991 年的阳光。阳光里，他看见八岁的自己站在白宫前，手里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请别向人民开枪。”坦克的炮口转向他，却在最后一刻垂下。那天夜里，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说：“儿子，做一个诚实的人，比做一个俄罗斯人更难。”
老妇人把纸箱递给他：“拿去，撒在瓦西里的烟店里。向日葵不怕灰烬。”
阿廖沙抱着纸箱，一路跑回特维尔大街。“曙光”烟店已经关门，卷闸门写着：“因技术原因，尊严暂停营业。”阿廖沙把纸箱里的向日葵籽从门缝塞进去。籽粒落地，发出雨点般的声音，接着卷闸门开始生锈，锈迹蔓延成一行西里尔字母：“诚实不会打折，但会发芽。”
门后传来瓦西里的惨叫：“我的条形码！我的利润！”随后是肉体被根系穿透的闷响。
2025 年 7 月 28 日清晨，噩罗海城的雾浓得像没兑水的牛奶。阿廖沙回到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楼，发现“鬼缝”不见了，柳博芙·季莫菲耶夫娜的铁桶冷得像她的心。楼门口贴着一张告示：
“尊敬的住户：因城市美化需要，本楼将于今日爆破。请携带您的记忆、尊严及未抽完的香烟，于上午九时前撤离。逾期不候。”
署名：噩罗海城行政当局（公章：一只双头鹰，左头叼着条形码，右头叼着向日葵）。
阿廖沙走进 12 层 48 号公寓，老阿廖沙已经消失，电视机里滚动播放一条新闻：“诚实商人”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的尸体在自家烟店被发现，全身被向日葵根系贯穿，口中塞满 0.00 卢布的车票。
阿廖沙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把那张“路线：地狱天堂”的车票贴在窗玻璃上。阳光透过车票，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彩虹，彩虹尽头站着穿少先队服的小男孩阿尔乔姆，正朝他挥手。
楼外，爆破倒计时开始。阿廖沙点燃最后一根“原谅”，深吸一口，吐出一个烟圈……
轰！！！
赫鲁晓夫楼塌成一堆时间的碎渣。碎渣里，一株向日葵破土而出，花盘中央是一张模糊的脸，像母亲，又像所有在噩罗海城被宰过却仍选择原谅的人。
阿廖沙站在废墟上，听见远处传来熟悉的嗓音：“新年好，亲爱的。”
他笑了，眼泪冲开烟灰，露出底下 1997 年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