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尚浅，华盛顿与拉斯维加斯的两条线路同时运转。哈罗德、玛格丽特、弗兰克三人按既定分工开始把“有理有据”的文件从影子里推到台面上；盖登则打通了几个他们早已预约好的行政窗口。计划进入第三天，东川与杰森要把“情报”变成官方行动。
清晨，几家与拉斯维加斯赌场和相关基金有业务往来的商业银行同时收到了一份相似格式的“合规询问函”。函件措辞慎重，但关切点明确：近期有匿名线索显示若干与刘军相关的账户出现“跨境往来异常”，请求银行启动“例行审查并报告可疑交易”。对方署名是一个看似独立但与监管链路相连的“合规中心”。
合规部门的主管们面色凝重：银行的法律顾问打电话来催促，担心若不及时处理会面临监管问责。于是，按照内部流程，几个账户被临时设置为“限制转出”，对异常交易启动二十四小时审查。对于在押注当天巨额进出过赌场账户，系统自动标记并发出调查提醒。某些与刘军有关联的、通过第三方挂账的账户被银行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否则将被冻结以待核验。
这一动作看似“程序性”，却能瞬间断掉资金流：投注渠道暂时无法清算、私人账务转账被延迟。赌场合作的支付通道收到指令后，几个第三方支付账户也被短暂限制，部分商业合作伙伴被要求“暂停与该人名下账户的结算”。资金链被牵动，后续连带影响导致若干合作方发来“合约冻结”的邮件。
下午，玛格丽特在法务团队的操盘下，向一位在联邦法院有影响力的助理法官“建议”发出若干调查性传票，理由是“为配合监管机构对跨境资金的合规核查”。助理法官审阅了材料，看到文件中引用的匿名线索和银行“自查”提示，便以程序名义签发了限定范围的传票：要求赌场、支付中介及几名涉事目击者在限定时间内提交财务记录与监控原盘，并要求有关人员到庭说明。传票措辞中避开了直接指控，却足以把当事人拖入司法程序的漩涡。
与传票同时，一封“行政约谈通知”通过正规渠道下发到刘军所在市区的住所与律师邮箱，通知其于三日内到指定机构做例行说明。通知虽礼貌，但具有法律效力：未按时应答，将引发进一步强制措施。媒体律所收到公关稿件的同时，相关记者也接到“官方发言人”的提示语，暗示“有关部门正在例行核查”，并提醒审慎报道。
对刘军与团队来说，这些动作极具压力：传票意味着需要调取大量原始材料，律师费与时间成本激增；行政约谈意味着若有半点差错，媒体与监管就会把他推向更危险的位置。更要命的是，传票与冻结账务同时进行，短期内让他的一些流动性出现问题——这正是东川与杰森要的效果：先用制度让目标“动弹不得”。
在银行合规与司法传票并行的当晚，一份“安全关注”通告通过几个互通的行政数据库被悄悄激活：在系统里，一条备注提示把刘军列入“重点核查对象”，并在机场等关口的通报系统中留下一条“例行提醒”。这并非公开通缉令，但会触发边检、航空公司与私人机务的注意：当有航班预订或私人飞机申请时，相关查询会多出一道额外审查。若出现跨境转移资金或可疑接触点，航空或出入境业务就可能被审慎对待或临时延迟。
果然，第二天一早，刘军团队尝试为次日出行预订私人飞机时，服务方反馈需要额外提供由律师出具的资金来源证明与行程说明，审核时间需延长。私人飞机运营方出于合规顾虑，提出要等“所有银行与监管核验完成”后才能放行。与此同时，几个原本愿意提供“面子支持”的国际机构也因为审慎起见，暂缓了公开露面与背书。
这一切看似微小，但对于一个处在风口浪尖的个人而言，每一次被“程序额外审查”都是一种隐形压力：行程被限制意味着无法迅速跨国调度资源；名誉受限意味着赞助商与合作方开始犹豫；舆论的节奏则在没有声音时先行被别人定义。
哈罗德那边的媒体线路在司法动作得到“合法基础”后，开始同步放大。首波报道保持着“审慎”的语气：以“监管抽查”与“合规调查”为名，引用匿名专家说法，指出“跨境资金与不透明账目是公众人物面临的常见风险”。这些报道并不直接宣称刘军有罪，但在标题与配图上巧妙制造了“疑云”：配图选取资本流动图表、冷色城市夜景与拳击台的剪影，视觉上把“英雄”与“疑点”并置。
接下来数小时，更多跟进报道出现：分析员开始质询“他最近频繁出现在海外的资金路径”，社评者讨论“公众人物是否应面对更严格的透明度”。社交媒体上，匿名账号与受资助的博主们放大关键信息，制造讨论话题标签，网民情绪迅速由单纯的惊叹转为问责：有人开始质疑他的动机、有人要求彻查，有些昔日的支持者也陷入迟疑。
赞助商与合作伙伴恐惧地后撤：几家已经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奢侈品牌发出“内部审查”声明，部分私人聚会的邀请被悄悄取消。总统府那边的亲信也在观察事态，外交层面有人低声建议保持距离，直到“事情明朗”。刘军一时间从公众英雄，变成了舆论焦点下的“被审视对象”。
这些行政与司法动作并非瞬间就能把人摧毁，但短期内产生的连锁反应极具破坏力：
财务流动受限：一些用于日常运作的账户被冻结，短期现金流陷入紧张；赌场合作款项被延迟清算；私人飞机与酒店服务被要求提供更多合规证明而被推延。
行动自由受限：行程受阻、签证或私人机务审核增加，国际移动变得复杂。
舆论压力：媒体把叙事框定为“正在调查”，公众的关注点变成“是否有不当行为”。
合作伙伴撤回：几家曾表态支持或提供资源的个人与机构以“审慎”为由暂时撤回公开支持。
团队士气波动：伙伴们普遍紧张，律师、会计师与公关团队疲于应对，朋友间也出现分歧与焦虑。
东川与杰森在幕后看到这些效果时神色自得：他们的“程序化攻势”正在发挥作用——他们没有赤裸裸地暴力收场，而是让制度替他们做了“收束”。在他们看来，这比直接下手稳妥得多，且在法律与公共舆论上都更难被直接责难。弗兰克适时地在国会圈里压制了一些可能的异议声音，哈罗德则在媒体上继续压低节奏，保证舆论有持续的“问题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