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只牛儿学种田，结间茅屋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官终幻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这八句诗，乃是豁达之人的感慨之言。其中末句“老去文章不值钱”，还有一番讲究。大抵人的功名成就或早或晚，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有人年少有成，也有人大器晚成。年少有成的人未必能持续成功，大器晚成的人也未必一生不得志。所以，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骄傲自负，也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自暴自弃。这“老少”二字，不能单纯以年龄来论。
比如甘罗十二岁就做了丞相，可十二岁便去世了，这十二岁对他来说，就如同别人白发苍苍、牙齿脱落、弯腰驼背的暮年，往后的日子所剩无几，称不上真正的少年时光。再如姜太公八十岁还在渭水钓鱼，后来遇到周文王，被车载而归，拜为“师尚父”。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即位，姜太公又担任军师，辅佐周武王灭商，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并被封于齐国。他还教导儿子丁公治理齐国，自己则留在周朝继续辅佐，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才去世。谁能想到，八十岁的老渔翁，往后还有如此多的成就，人生之路还很长呢！这么看来，八十岁对姜太公而言，不过是他刚刚束发、戴冠、做新郎、参加童子试的年纪，不能称之为老年。
可世人往往只看重眼前的贵贱，哪能预见未来？见到年少富贵的人，便忙着阿谀奉承；遇到上了些年纪、时运不济的人，就态度怠慢，这都是见识短浅之辈。就像农家种田，有早熟的稻谷，也有晚熟的稻谷，谁又能预知哪种收成更好呢？正如古人所说：“东园桃李花，早发还先萎。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
闲话不多说。明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位秀才，复姓鲜于，名同，字大通。他八岁时就被举荐为神童，十一岁考中秀才，后来又被增补为廪膳生员。论才学，董仲舒、司马相如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真正是胸有万卷书，下笔如有神。论志气，他觉得像冯京、商辂那样连中三元，也不过是囊中之物，真可谓意气风发，志向高远。
然而，有才之人未必有好运气，志向远大却命运不佳。他年年参加科举考试，却始终无法得到考官的青睐，榜上无名。到了三十岁，按照资历他该成为贡生了。但他是个有才华、有志向的人，看不上贡生这条路的前程。他寻思着，穷秀才全靠学宫里每年发放的几两廪银作为读书的本钱，如果出了学宫成为贡生，没了这笔收入，又要去国子监读书，反而要花费更多盘缠。况且在本省参加科举比在国子监更容易考中，所以他觉得不划算。
偶然间，他在朋友面前透露了这个想法，那本该下一位成为贡生的秀才，就来和他商量，希望他能让贡，并愿意拿出几十两银子作为酬谢。鲜于同既得了这笔钱，又觉得自己做了划算的事。第一次让贡是出于人情，后来便成了惯例，人人都想成为贡生，个个争着让他再次相让。
鲜于同从三十岁开始让贡，一连让了八次，到四十六岁时，依旧在秀才群体中默默无闻，苦苦追求功名。有人嘲笑他，有人怜悯他，也有人劝他放弃。对于嘲笑他的人，他不予理会；怜悯他的人，他也不接受那份同情；唯有劝他的人，会让他勃然大怒。他生气地说：“你们劝我去当贡生，不过是觉得我年纪大了，考不中科举了。却不知道大器往往晚成，梁皓八十二岁还中了状元，这给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争了气。我要是甘愿屈就，三十岁时就去了，要是肯钻营，也能谋个府佐或县正的官职，昧着良心做事，也能荣华富贵。
“可如今是科举取士的时代，要是孔夫子没有科举功名，谁还会说他有学问？要是一个乡村小孩，只粗略记得几篇陈旧的时文，遇到个糊涂的考官，胡乱评点，侥幸中了进士，不也有人拜他为师，和他谈天说地吗？谁敢再出个题目考一考这些戴着官帽的人？不止如此，做官还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进士出身的官员，就像铜打铁铸一般，肆意妄为也没人敢多说一句。而科举贡生出身的官员，做事小心翼翼，如同捧着鸡蛋过桥，上司还总是找他们的茬。等到按察使汇报情况，被参奏的若是进士出身的官员，就算贪污腐败到了极点，从表面来看，查办起来也会有所顾忌。到最后，还生怕断了贪污腐败的‘种子’，说‘这个官员虽然官声不好，但念在初任，或者年纪轻，还可以期望他改过自新，给他个机会’，往往按照浮躁或不称职的条例降职调任。用不了几年，又能官复原职。要是能拿些银子疏通关系，不过是换个地方任职，根本没什么事。可科举贡生出身的官员，稍有过错，就会被放大十倍。要是倒霉遇上有权有势的人，无处申辩，就算是清廉贤能的官员，也难免要替进士出身的官员背黑锅。有这么多不公平，所以考不中进士，就做不好官。我宁可做一辈子老秀才，死后到阎王面前喊冤，也胜过屈身将就，整天受气！”说完，他还吟诗一首：
“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朝有个平津侯，复姓公孙名弘，五十岁开始研读《春秋》，六十岁时对策考试获得第一，后来做到丞相并被封侯。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考中科举，人们都认为他的这首诗得到了应验，这是后话。
鲜于同自吟了这首诗后，追求功名的志向更加坚定。无奈时运不济，眼看就要五十岁了，他还是没能改变命运。再过几年，连小的考试都不顺利了。每次到了科举考试的年份，第一个报名参加考试的总是他，惹得许多人讨厌。到天顺六年，鲜于同五十七岁了，鬓发都已斑白，却还混在年轻人的队伍里，谈文论艺，滔滔不绝。那些年轻人见了他，有的把他当作怪物，远远避开；有的把他当作笑料，上前戏弄他，这些都暂且不提。
兴安县的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他年少时就考中科举，名声很高，喜欢谈文讲艺，谈论古今之事。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年轻人，轻视老年人，不能一视同仁。见到年轻英俊、有才华的人，就用心栽培；要是遇到年长的读书人，就把对方看作没用的朽物，口中称对方为“先辈”，言语间还有戏弄之意。
这一年乡试即将举行，学政发文，让县里先进行科举预考。按照惯例，知县要对全县的生员进行考试，密封试卷后阅卷，蒯知县自恃有眼光，秉持公正评判，结果在众多试卷中，他暗中选出一份认为最好的作为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在众秀才面前夸奖道：“本县选出的这份头名试卷，文章很有吴越之地的气韵，此人必定能在乡试、会试中接连考中，全县的秀才都比不上他。”众人拱手听着，就像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不知道这位被夸的“豪杰”究竟是谁。
等到拆开封号、唱名的时候，只见一人应声而出，从人群中挤了上来。这人什么样呢？身材又矮又胖，胡须头发黑白相间，破旧的儒巾样式老土，蓝色的长衫补丁摞补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要是戴上冠带，倒像个胡乱断案的判官。不用夸赞，也无需感叹，这位“先辈”向来爱说大话。别羡慕他，也别为自己叹气，反正大家以后都会变老。不用钻营，也无需忙碌，按照顺序总会轮到做“领案”。
这位案首不是别人，正是五十六岁的鲜于同，那个被大家看作怪物、笑料的人。满堂秀才哄堂大笑，都说：“鲜于‘先辈’，又被重用了。”蒯知县也羞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他一时看走了眼，在众人关注的情况下，又不好反悔，只能忍着一肚子气，胡乱把试卷拆完。好在除了第一名，后面的考生一个个都是年轻才俊，也算是有些安慰。当天，蒯知县处理完发放诸生的事务后，回到衙门，心情郁闷，暂且不表。
再说鲜于同，他少年时本就是有名的才子，只是多年科举不顺，虽志气未灭，但心中也满是苦楚。如今意外考了个案首，自己也觉得扬眉吐气。到学道考试时，学道未必欣赏他的文章，但多亏了县里考了案首，他顺利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便满心欢喜地去参加省试。
其他一同考试的朋友都在住处认真研读经书，温习科举后几场考试的内容。只有鲜于同，他平日饱读诗书，此时整天在街坊上游玩。旁人见了，都猜测道：“这位老相公，不知道是送儿子或孙子来考试的吧？作为局外人，真是悠闲自在！”要是知道他也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少不了要嘲笑他几声。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八月初七，街坊上吹吹打打，迎接主考官进入贡院。鲜于同在一旁观看时，发现兴安县的蒯知县被聘请为《礼记》房的考官。鲜于同心想，自己和蒯知县考的是同一经，蒯知县又考过自己案首，肯定会欣赏自己的文章，这次考试，十有八九能中。
可蒯知县却不这么想，他另有打算：“我要是录取个年轻的门生，他以后仕途长远，做官的时间也长，我这个做房师的也能有所依靠。那些年老的饱学之士，录取了也没什么用处。”他又想到：“我科考时不小心看走眼，错取了鲜于‘先辈’，在众人面前丢了脸。这次要是再录取他，岂不是又成了笑话？我阅卷时，只要是三场文章写得整齐规范的，多半是饱学之士，年纪肯定大了，不能录取。我就挑那些文辞稚嫩、文法混乱、骈文歪扭、策论怯弱、判语糊涂的文章，这些肯定是少年初学者写的。虽然他们学问还不够，但培养个一两科，年纪也不算大，还能摆脱鲜于同这个麻烦。”
主意已定，蒯知县就按照这个标准阅卷，选出了几个文章不怎么样，但稍微有点文笔的考生，在试卷上大大地圈点一番，呈给主考官。主考官看了都批了“中”字。到八月二十八日，主考官和各经房考官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礼记》房的首卷考生，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复姓鲜于，名同，研习《礼记》，竟然又是那个五十六岁的“怪物”“笑料”鲜于同侥幸中选。蒯知县十分惊讶。
主考官见蒯知县脸色不好，问他原因。蒯知县说：“那鲜于同年纪太大了，要是把他放在榜首，恐怕难以服众，压不住那些年轻考生，我情愿换一卷。”主考官指着堂上的匾额说：“此堂名为‘至公堂’，怎能因为考生年龄大小而有所偏袒？自古状元多为年长之人，录取他，也好鼓舞一下天下读书人的志气。”最终没有更换，判定鲜于同为第五名正魁，蒯知县也无可奈何。真是：饶君用尽千般力，命里安排动不得。本心欲取少年郎，依旧取将老怪物。
蒯知县一心不想让鲜于同这个“先辈”中举，所以阅卷时专挑不整齐规范的文章录取。鲜于同作为饱学之士，文章本应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何反而契合了蒯知县的心意呢？原来，鲜于同八月初七看到蒯知县入贡院任考官，自认为这次十有八九能中，回住处后多喝了几杯酒，结果脾胃不适，腹泻不止。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进场考试，一边构思文章，一边跑厕所，整个人有气无力，只能草草完成答卷。第二场、第三场考试也依旧如此，满腹才学连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他自觉肯定落榜，却没想到蒯知县偏偏不选整齐的文章，他反倒因此高中。这大概就是命里注定否极泰来，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地巧合。这一年，兴安县就只有鲜于同一人中举。
在鹿鸣宴结束后，一同中举的八位同年按年龄排序，鲜于同作为年长者居首位。其他房的考官见到自己的门生，都满心欢喜，唯独蒯知县闷闷不乐。鲜于同感念蒯知县两次选拔自己的知遇之恩，对他更加殷勤，而蒯知县却愈发冷淡敷衍。后来鲜于同进京参加会试，蒯知县也只是按常规对待，没有任何特别关照。第二年，五十八岁的鲜于同参加会试，再次落榜。两人相见时，蒯知县也没说别的，只是劝他选个官职就职算了。但鲜于同做了四十多年秀才，连贡生的官职都看不上，如今才中了一个举人，又怎会轻易接受举人就能获得的职位，他回家后读书的兴致反而更高了。每当听到乡里秀才们聚会写文章，他就带上纸墨笔砚，加入其中一同写作。不管众人如何捉弄、嘲笑、嫌弃他，他都毫不在意。写完文章后，他还会把众人的作品看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这样的生活成了他的日常。
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三年一次的会试之期。此时鲜于同已经六十一岁，虽然年龄增长，但他对功名的渴望一如往昔。在北京第二次参加会试时，他在寓所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中了正魁，在会试名录上有名，不过下面标注的却是研习《诗经》，而不是他原本所学的《礼记》。鲜于同本就是博学之士，哪一经不通晓？因急于考取功名，他对梦中的情景深信不疑，于是决定改考《诗经》。
说来也巧，蒯知县为官清正，被调到京城，授予礼科给事中一职。这一年，他又担任会试的经房考官。蒯知县不知道鲜于同改考《诗经》的事，心里盘算着：“我之前两次误打误撞，让鲜于‘先辈’成了首卷，这次会试，他年纪更大了。要是《礼记》房再录取他，那可真是我一辈子的‘噩梦’。我这次不看《礼记》的卷子，改看《诗经》的，这样鲜于‘先辈’中与不中，都和我没关系。”等到入贡院开始阅卷，他便专注审阅《诗经》五房的试卷。蒯知县又想：“天下像鲜于‘先辈’这样的老考生，估计不止一个，我不录取鲜于同，要是又录取了其他老头，那岂不是‘躲过了雷公，又遇上霹雳’？我明白了，凡是那些饱学的老儒生，对经义的理解肯定十分透彻；而年轻考生专注于四书，对经义的研究必然不精深。这次我不选那些经义阐释整齐规范的文章，只要文章有点文笔，哪怕对题旨的理解模棱两可，这样的多半是年轻考生。”
蒯知县按照这个标准阅卷并呈给主考官，等到放榜时，《诗经》五房的头卷位列第十名正魁。拆开编号一看，考生竟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复姓鲜于，名同，研习《诗经》——又是那个六十一岁的“怪物”“笑具”！蒯知县气得目瞪口呆，脸色像死灰一样难看。他心中懊悔不已，早知这是命中注定的官运，何必从前白费心思。蒯知县又纳闷：“世上同名同姓的人虽多，但桂林府兴安县可没有第二个鲜于同，他向来研习《礼记》，怎么突然改了《诗经》？真是奇怪！”等鲜于同前来拜见时，蒯知县询问他改经的缘由，鲜于同便把梦中的经历说了一遍。蒯知县听后连连叹息：“真是命定的进士，命定的进士啊！”从这以后，蒯知县和鲜于同之间的师生情谊，反而比之前更深厚了。
殿试结束后，鲜于同考中二甲前列，被选为刑部主事。有人觉得他晚年才中科举，又在刑部这个冷清的部门任职，替他感到郁闷，可他自己却欣然自得。
再说蒯遇时在礼科衙门任职时，直言敢谏，却因奏疏触怒了大学士刘吉，被刘吉罗织罪名投入诏狱。当时刑部的官员们纷纷奉承刘吉，想置蒯遇时于死地。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鲜于同在刑部全力周旋，多方关照，蒯遇时才没有吃大亏。鲜于同还联合同年，在各个衙门为蒯遇时求情，最终蒯遇时得以从轻发落。蒯遇时心想：“真是‘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若不是中了这个老门生，我今天的性命都难保。”于是他前往鲜于同的寓所拜谢。鲜于同说：“门生受恩师三次知遇之恩，如今这点小小的帮助，不过是稍稍报答科举选拔之情，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远远未能报答万分之一！”师生二人欢饮一番后才分别。从那以后，无论蒯遇时在家闲居还是任职，鲜于同每年必定派人前去问候，次数或一次或两次，虽然礼物微薄，但重在表达心意。
时光流转，鲜于同在刑部不断升迁，六年过去，按资历应升任知府。京中官员看重他的才学品行，敬重他的老成持重，吏部本想给他安排个好职位，但鲜于同并不在意。恰巧此时仙居县传来消息，蒯知县的儿子蒯敬共与当地豪族查家因坟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双方互相辱骂。后来查家走失了一个小厮，便诬陷是蒯公子打死的，还以人命官司为由告到官府。蒯敬共无力辩解，直接逃往云南父亲的任所。官府怀疑蒯公子畏罪潜逃，人命案真相不明，接连派人前来抓人，蒯家的家属也被官府监禁了好几个，整个蒯家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鲜于同得知台州知府正空缺，便托人请求调任此职。吏部觉得台州并非什么好职位，既然他自己愿意，便顺水推舟，将鲜于同升任为台州府知府。鲜于同到任三天后，豪族查家就知道新来的知府是蒯公的门生，认定他是为了帮蒯家解决纠纷才来此任职，肯定会偏袒蒯家，于是先在衙门附近散布谣言，企图混淆视听，鲜于同却装作没听见。蒯家家属前来诉冤，他也假装不理会，暗中却派遣得力的捕快四处缉访查家走失的小厮，势必要将人找到。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小厮在杭州被抓获。鲜于同当堂审讯，查明小厮确实是自己逃走，与蒯家无关，便责令小厮写下文书，由查家领回。同时，他立即释放了被监禁的蒯家家属。
随后，鲜于同选了一天亲自前往坟地查看边界。查家见小厮已经找到，自知自己诉讼无理，担心打官司会吃亏，一面请有势力的人到知府处说情，一面又派人到蒯家，表示愿意让出坟地边界，求和息事。蒯家的冤屈已经洗清，也不愿再结仇，便同意和解。鲜于同批准了双方的和解请求，对查家稍加处罚，并将此事上报上司，两家对此都心服口服。这正是：只愁堂上无明镜，不怕民间有鬼奸。
处理完此事后，鲜于同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云南给恩师蒯公。蒯公大喜，心想：“真是‘树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荫’，若不是中了这个老门生，我全家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于是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感谢信，派儿子蒯敬共送到台州知府衙门拜谢。鲜于同说：“下官晚年才科举得中，曾被世人轻视，受恩师三次知遇之恩才取得功名，一直担心自己早早离世，无法报答您的大恩。如今恩兄蒙冤，我理应帮他洗清罪名。我不过是顺势而为，尽了一点微薄之力，只能稍稍报答老师当年乡试提拔之恩，还远远不够啊！”此后，鲜于同还帮蒯公子料理家事，劝他闭门读书，两家往来密切，相安无事。
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声名远扬，后升任徽宁道兵宪，又多次升迁，担任河南廉使。他为官勤勉，到八十岁时，精力仍不输当年，随后被提拔为浙江巡抚。鲜于同心想：“我六十一岁中进士，虽然科举之路坎坷，但仕途还算顺利，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如今官至巡抚，已经享尽了荣耀。我一直以清廉勤勉要求自己，没有辜负朝廷。现在急流勇退，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受蒯公三次知遇之恩，还没有报答完，这次任职正好在恩师的家乡，或许能再为他尽些绵薄之力。”于是他选定日期，启程赴任，一路上受到的迎接和礼遇自然不必多说。
不久，鲜于同抵达浙江省城。此时蒯公也已经升任大参，但因病导致眼睛失明，无法处理政务，便辞官回家。他听说鲜于“先辈”又来本省担任巡抚，就带着十二岁的孙儿，亲自到杭州拜见。蒯公虽然是鲜于同的房师，但年龄比鲜于同小二十多岁。如今蒯公辞官在家，又身患眼疾，十分可怜；而鲜于同八十岁高龄，身体健壮如壮年，还位居巡抚高位。由此可见，人能否发达不在于早晚，蒯公对此感慨万千。
鲜于同到任后，正打算派人问候蒯公，听说蒯参政亲自来访，喜出望外，急忙出门迎接，还将他请到自己的私宅，以师生之礼相待。蒯公让十二岁的孙儿说：“快来拜见老公祖。”鲜于同问：“这是老师的什么人？”蒯公说：“老夫受老公祖救命之恩，儿子之前蒙冤，又多亏您昭雪，这份恩情如同天高地厚。如今幸运之神又眷顾我省，派您来任职。老夫年老体衰，命不久矣，儿子读书没有成就，只有这个孙子，名叫蒯悟，天资聪慧，特意带他来托付给您，希望老公祖多多关照。”鲜于同说：“门生年事已高，本不该再留恋仕途，只是因为对老师的恩情还未报答完，才勉强任职。如今老师将令孙托付给我，这正是我报答您的机会。我想把令孙留在我的衙门，和我的孙辈们一起学习，不知老师是否放心？”蒯公说：“若能得到老公祖的教导，老夫死也瞑目了！”于是留下两个书童照顾蒯悟，让他在巡抚衙门读书，蒯公自己则告辞回家。
蒯悟天资聪颖，在学习上进步很快。这一年秋天，学政前来巡查，鲜于同大力推荐蒯悟，使他考中秀才，还获得了廪膳生员的资格，之后依旧留在衙门勤奋学习。三年后，蒯悟学业有成。鲜于同说：“这孩子可以去考取功名了，我也终于能报答老师的恩情了。”于是拿出三百两俸银送给蒯悟，作为他考试的费用，并亲自将他送回台州仙居县。没想到，蒯公在两天前因病去世，鲜于同痛哭吊唁。他问蒯敬共：“老师临终时有什么遗言？”蒯敬共说：“先父说，自己不幸年少就考中科举，因此爱少贱老，偶然间选拔了老公祖大人。后来许多年轻门生，贤能与愚笨参差不齐，有的升官，有的沉沦，都没能得到他的帮助，全靠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终关照。他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可怠慢年长有学识的人！”
鲜于同哈哈大笑道：“下官如今三次报答师恩，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扶持年长有学识的人是有用的，不能只看重年轻人而轻视老人！”说完，他与蒯家众人作别，回到省城，起草奏章，请求告老还乡。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让他乘坐驿站的车马荣归故里。回到家乡后，鲜于同悠闲地享受着退休生活，每天在教导儿孙之余，就和乡里的老者们饮酒赋诗。八年后，鲜于同的长孙鲜于涵在乡试中高中，进京参加会试时，恰巧仙居县的蒯悟也在这一年中举，两人一同来到京城。他们两家三代交好，又是年少时的同窗，便住在同一个寓所读书。等到会试放榜，两人一同考中进士，两家相互庆贺，传为美谈。
鲜于同从五十六岁中举，六十一岁考中进士，为官二十三年，身着紫袍、腰佩金印，三代都受到朝廷恩典。告老还乡后，他又亲眼看到孙辈科举得中，一直活到九十六岁，整整享受了四十年的晚运。直到现在，浙江人依旧保持着热爱读书的风气，很多人到六七十岁还不放弃学习，也因此常常有大器晚成的人。后人写诗感叹道：
利名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在上苍。
但学蟠桃能结果，三千余岁未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