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迪本是大名府城的闲汉，惯会些欺行霸市的手段。早些年他与南城地头蛇结了梁子，相约放对，却是敌对方不过，无奈只得依着诺言退出府城地面，托身潘家做了个“揽纳人”。
街面上厮混的泼皮闲汉大多是无牵无挂的亡命之徒，却也信守承诺，讲究义字当先。
那南城地头蛇唤作石勇，日常只靠放赌为生，异名唤做“石将军”，只会些不入流的拳脚，但下手狠毒，兼之有一身蛮力，与人放对心狠手辣，伤在其手下的泼皮不在少数，在北京城博下了不小的名气。这厮做的营生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专在赌坊里放贷，有那输红了眼想扳本的赌徒从他手上借利子钱，利息比当铺的九出十三归还得高上一分……
武松将这些事细细说了一番，显然与石勇、张迪之流是相熟的，说不定还有些交情。
这倒算不上“警匪一家亲”，警察也好，捕快也罢，维护地方秩序的治安人员对辖区内的不法活跃分子当然得熟悉，甚至还需借助这些“扛把子”协助约束街面上的小混混。
武松虽然不曾明言，王棣却也从其话中听出了些别的东西——
武松显然与石勇、张迪的关系非比寻常，由此推引，秦县丞也是与石勇等相识的。恰巧张迪败走潘店，成了潘家“走狗”，这其中与交好潘氏的秦敏学有没有瓜葛？武松可是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那石勇与张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大水冲坏了龙王庙……”
石、张缘何成了“一家人”？张迪既为潘氏效力，是否说石勇也是为潘氏卖命？再往下细想，城中那最大的“如意赌坊”莫非也是潘氏的产业，而秦敏学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好似有一根若有若无的丝线将这些事串连在一起，潘家、秦敏学、石勇张迪，或者还有武松，这些人是何关系？武松语焉不详的，是有苦衷还是不甚了了？
这些疑问在王棣脑子里盘旋不去，主线模糊，牵扯不清。
此次出事的便是张迪。
大宋两税按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一般征收丝、棉、丝织品、大小麦和钱币；秋税收稻、粟、豆类、草等。
彼时的民户，按照家庭财产或拥有土地的多少，被政府登记为自耕农或者佃农，按照户等缴纳税赋，承担劳役。如果是租种公田(官田)的佃农，那么他们要负担超过收成四成的田租，称为公田之赋。如果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则要承担以两税为主的民田之赋。
两税本来应在固定地点缴纳，但官府经常强迫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称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各地支移规定不一，如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三百里，三四等户支移二百里，五等户支移一百里。不愿意支移的，就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上还要为铜钱交过税。
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如今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五十六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除了支移，官府经常按照自身需要，把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折算，但官府总是压低纳税人交的税物价格，抬高折变目的物的价格。包拯曾经说，淮南两浙的发运司命令税户把小麦按照每斗九十四文折为现钱缴纳，比市价高两倍。如京西路将民户应纳的杂钱和盐钱折成小麦缴纳，小麦市价每斗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斗五十三文折变，多得一倍多的小麦。
在折变操作中，官府官吏不按规定明示操作，而且经常多次折变。比如本应纳现钱，官府却要求折变成绢帛，然后再把绢帛折变成丝绵，再把丝绵折为现钱。这样一来，官府收到的钱经过三次翻倍，已经是原来的八倍以上。
大宋民户除了要承担年收成三成的民田之赋，还要承担丁口之赋，也就是人头税，这项税不分主客户，都要缴纳。丁钱数额各地不同，从一百文到七百文，米数斗到一石不等。虽然历代常有减免，但丁钱一直是常态。
此外，大宋还继承了许多唐五代留下的杂税，如南唐时传下来的税苗加三分供军用、盐博绸组、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杂税，北方的蚕盐钱，以及牛皮、农具、鞋钱、曲引钱等众多杂税。
这种复杂的税收制度，换来的是丰厚的税利，丰年一般在一亿二千万贯左右，荒年也有八千万贯，但却苦了百姓。
大宋是历代少有的政府不抑制兼并、放任土地交易的朝代。而官员士绅有着种种特权可以免除赋税劳役，普通民户则完全不能。由于不抑制土地兼并，又使得大量的土地很快就被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但是政府在征税时却是按照他们曾经拥有土地时的征税标准征收，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本来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础，又要缴税，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对于华夏史上税赋最高的大宋赋税制，王棣亦是无力吐槽，事实上，征收税赋正是他这个知县职能所在。
大宋朝的知县需负责实户口、征赋税、均差役之事，这也是三大考核依据。
宋初即将州县户口增长作为官吏考核的标准。建隆三年规定：“州
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每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以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兼毫，各准增户法亦减一分，降考一等。”
同样，督征赋税也是知县不可推卸的职责，更是其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诏，“自今诸县令，佐凡历三年，收赋税并得依限齐足者，超资任以大县；历二年，违限不足者，降资授以小县。”
宋政府为集财权于中央，在县级赋税征收方面，要求知县，县令负全面责任，县丞起监督作用，主簿负责征督及账簿等事，诸职同受知州，通判及监司的监察，即层层监督把关。然后把征收上来的赋税，按类上缴府州军，再由府州军按相应征调内容组合，中间多数须经监司，发送上京。
熙宁二年考课知县、县令的政绩标准中首条提出在任“赋税及时了办，不烦追扰；及差役均平”为治事之最。其它如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兼领一县兵政、维持一县社会治安、惩恶扬善、以德化民、兴办学、安抚水旱流亡及赈济贫民、平决狱讼亦是考课内容。如此看来，做官绝对是件大难事，尸位素餐者实难有升迁可能。
秋税从十月开始征收，县衙里自知县王棣、县丞秦敏学、县尉宗泽以下，并押司、录事史、佐史、孔目、曹司、书吏、令史、主事、都事、知印、虞候、堂吏、勾押、都头、公人、书手、典库、吏典、贴司等胥吏凡四十三人悉数出动，分派任务，奔赴二十个乡镇坐镇监督收税事宜。
王棣作为主官，虽以居中调度为主，却也跑了不少乡镇，劳心劳力，颇觉疲惫。
到得本月初，秋税征收基本完成，只剩下不到半成未能收缴。
夏秋两税的征收于朝廷是重中之重，不知有多少地方官员为此焦头烂额，富足的州县倒还好，偏远贫瘠之地便不异于官民间的战争，抗税逃匿甚至闹出人命官司的屡见不鲜，部分无力缴税的便成为流民或沦为匪寇。
只有半成未收，相较于往年算是好的，即便是大丰收年，也免不了有拖欠延误的，更何况今年年景一般。
王棣甚至想过拿出钱来补上这个窟窿，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且是官场大忌。
官员私掏腰包为百姓补交税赋，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部分百姓固然逃得一年亏空，但未必会感恩戴德，下年怎么办？下下年呢？归根结底，过重的税额是官府核定的，百姓承担不了不正是官府的责任吗？减免税赋才是真正的爱民如子，假惺惺的为百姓缴纳部分税务所为何来？还不是为了骗取好官声以求晋升。
再者，你让其他官员怎么想，怎么做？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虽然说大宋恩待百官，但也只是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事实上从五品以下官员俸禄并不高，而朝议大夫以上为正一品至从五品的大官，人数甚少。而且宋朝有一个惯例叫“省陌”，实际发放的俸禄为标准的七成七，并且二分现钱，一分折支。州县官月俸七八千钱，甚至有四、五千钱者，如不另谋些营生，难以苟阙家口。不上下其手、转嫁税赋、欺压百姓、贪腐敲诈便算好的了，还能指望“俸禄不高”的官员节衣缩食为民解忧？
其实，底层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冻不伤饿不死，只要还能劳作，即便再辛苦劳累也能坚强的活下去。
征税伊始，王棣便告诫属官胥吏切忌鲁莽行事，谁想临了临了还是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