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州省委大楼顶层，秘书长办公室的灯光亮至深夜。林悦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三年前省委常委会的原始会议记录簿。厚重的硬皮封面已经磨损，页角卷曲，记录着这个省份最高决策机构数年来的每一次重要抉择。
她上任已有一周，表面上平稳过渡，熟悉工作流程，协调日常事务。但暗地里，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切入点，一个能让她以合法身份深入调查“白梅花”案在省委内部遗留痕迹的契机。调阅常委会历史记录，成为了她作为秘书长职权范围内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记录簿按照年份和届次编码存放。她直接找到了周正阳被捕前后那段时间的卷宗。指尖划过目录，停留在那次本应记录对“周正阳案”初步表态和应对措施的常委会会议日期上。
然而，当她翻到对应的页码时，动作骤然停滞。
页码是连贯的，但本该记录着那次关键讨论的页面，不见了。不是遗漏，而是被人用极其精细的手法，沿着装订线内侧，整页齐根撕除。留下的只有粗糙的毛边，像一道突兀的伤疤，横亘在前后两次寻常的会议记录之间。
空气仿佛凝固了。林悦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三年前，周正阳案发，震动全省。作为全省最高领导机构，常委会绝无可能不进行讨论。但这页记录，却被干净利落地抹去了。是谁？为什么？
她立刻核查会议纪要的归档流程。按照规定，常委会会议需有专人记录，形成原始手写记录，随后由会议纪要员整理成电子版和打印稿，经秘书长（或指定负责人）审核后，分发常委并归档。原始手写记录本应永久保存。
她调取了当年的电子归档记录。系统显示，那次会议的电子纪要确实存在，但内容极其简略，只有“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要求依法依规处理”等程式化表述，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和分歧。这显然是经过高度“处理”后的版本。
关键就在于那份被撕毁的原始手写记录，以及负责记录的纪要员。
林悦通过内部人事系统查询当时担任常委会会议纪要员的工作人员。系统显示，一位名叫“赵海生”的老同志，在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工作了二十余年，一直负责核心会议的记录工作。但就在那次会议后不到一个月，赵海生因“突发疾病”提前病退，从此音讯全无。联系方式失效，原住址也已拆迁，无人知晓其下落。
一个服务了二十多年的老纪要员，在一次关键会议后迅速“消失”，这绝不是巧合。赵海生要么是知情人，要么就是执行“撕页”命令的人，或者两者皆是。他的“突发疾病”和消失，极可能是被灭口或被迫隐匿。
林悦感到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撕毁常委会原始记录，这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的行为，其背后蕴含的阻力与掩盖真相的决心，超乎想象。这证明，“白梅花”的阴影，在三年前就已经笼罩了省委的最高决策层，并且有能力抹去对其不利的痕迹。
她不动声色地合上记录簿，放回原处。不能打草惊蛇。她尝试通过其他渠道寻找赵海生的线索。她动用了仅限于秘书长权限的保密通讯渠道，联系了几位信得过的、已退休的老干部，旁敲侧击地打听赵海生的情况。
反馈的信息零碎而模糊。有老同志隐约记得，赵海生病退前一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曾私下抱怨过“工作太难做”；也有人提及，赵海生退休后似乎离开了宁州，有传言说他去了南方某个小城投靠远亲，但具体地点不详。
这条线索似乎走到了死胡同。但林悦没有放弃。她注意到记录簿上被撕页处残留的毛边非常整齐，绝非仓促所为，而是冷静、专业的操作。这让她联想到档案馆里那些被精心处理过的档案。破坏者熟悉档案管理和记录规范，是个“内行”。
她将目光重新投向办公厅内部现有的人员。谁有能力、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核心记录？谁可能知晓甚至参与了三年前的掩盖行动？现任秘书三处的负责人？档案室的老人？还是……身边某个看似普通的工作人员？
她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办公厅的运作，留意每一个可能与历史档案管理相关的环节和人员。同时，她以规范档案管理、梳理历史决议为由，要求秘书处对近年来的所有常委会记录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点核查。这是一个合理的公务指令，不会引起过度警觉，却可以让她名正言顺地接触更多原始资料和相关人员。
在一次听取秘书三处关于记录清点进展的汇报时，林悦状似无意地提起：“我看了下以前的记录，发现有些早期会议的原始手写稿保存不太完整，比如三年前关于周正阳案的那次讨论，原始记录页好像遗失了，是怎么回事？”
汇报的副处长脸色瞬间闪过一丝不自然，虽然很快恢复镇定，但没能逃过林悦的眼睛。他推了推眼镜，含糊地答道：“秘书长，时间久了，可能归档的时候有疏忽，或者……有些敏感议题的原始记录，按特殊规定处理了也说不定。我回头再仔细查查。”
“特殊规定？”林悦捕捉到了这个关键词，但不再追问，只是点点头，“嗯，尽快查清，完善制度，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她知道，她已经触动了某根敏感的神经。那个被撕毁的页码，像一把钥匙，虽然还无法打开真相的大门，但已经让她听到了门后锁簧松动的声音。赵海生的下落，和那个执行“特殊规定”的隐形之手，成为了她下一步需要重点突破的目标。这场在权力核心寻找真相的冒险，因为一页被撕毁的记录，进入了更深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