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戊申，北魏的老大跑到阴山去了。
这边皇上让沈庆之在桑里弄三个烽火台，要是攻下外城，就点一个烽火；攻下内城，点俩烽火；抓住刘诞，那就点三个烽火。皇上催得紧，诏书一道接一道。沈庆之把广陵东门烧了，填了护城河，修攻城的路，还弄了行楼、土山这些攻城装备。结果赶上老下雨，没办法攻城。皇上就派御史中丞庾微之弹劾沈庆之，要免他的官，不过诏书里又说这事算了，这其实是想激他快点攻城。从四月一直到秋天七月，雨停了，可城还是没打下来。皇上急眼了，让太史挑个日子，说自己要过江去打刘诞，太宰义恭拼命劝，皇上才作罢。
刘诞刚开始关着城门拒绝使者，记室参军山阴人贺弼使劲劝他别这样，刘诞火了，拔刀对着他，贺弼才不劝了。刘诞派兵出城打仗，老是输，手下将领好多都翻墙出去投降了。有人劝贺弼早点出去，贺弼说：“刘公起兵对抗朝廷，这事我不能跟着干；但他对我有厚恩，从道义上我又不能背叛他，我只能以死表明我的心！”说完就喝药自杀了。参军何康之等人商量着开门放官军进来，没成功，就砍开城门出去投降了。刘诞弄了个高楼，把何康之的老妈放上去，让她暴晒，不给吃的，老妈喊何康之，几天后就死了。刘诞让中军长济阳人范义当左司马。范义的老妈、老婆孩子都在城里，有人跟范义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你赶紧走吧！”范义说：“我是他的下属。儿子不能抛弃老妈，下属不能背叛主公。要是像何康之那样才能活，我不干。”
沈庆之带着人攻城，亲自带头往前冲，不顾箭和石头。乙巳那天，终于把外城打下来了，接着乘胜追击，又拿下了小城。刘诞听说敌人进城了，赶紧往后花园跑，队主沈胤之等人追上去，把刘诞打伤，刘诞掉进水里，又被拉出来，然后就给砍了。刘诞的老妈和老婆都自杀了。
皇上听说广陵平定了，走出宣阳门，让身边人都喊万岁。侍中蔡兴宗陪着皇上坐车，皇上看他一眼说：“你咋不喊呢？”蔡兴宗一脸严肃地说：“陛下今天应该哭着杀了反贼，哪能都喊万岁啊！”皇上听了不高兴。
皇上下诏把刘诞的姓改成留氏，广陵城里不管男女老少，都要杀了。沈庆之求情，说五尺以下的孩子留条命，其他男人都杀了，女人赏给军队，就这样还是杀了三千多人。长水校尉宗越负责行刑，他先把人开膛破肚、挖眼睛，要不就打脸抽肚子，再用醋浇伤口，然后才砍头，宗越看着这些，还挺高兴，好像得了啥宝贝似的。皇上把这些人的脑袋堆在石头南岸，弄成个京观，侍中沈怀文劝皇上别这样，皇上不听。一开始，刘诞知道自己要败了，就派黄门吕昙济和平时信得过的手下，带着世子刘景粹藏到老百姓家里，还说：“要是事情不成，想办法保全他；要是实在没办法，就找个地方埋了。”还分别给了他们金银财宝。结果一出城，这些人都跑了，只有吕昙济没走，带着刘景粹躲了十几天，最后还是被抓住砍了头。
临川内史羊璿因为和刘诞平时关系好，被关进监狱死了。
皇上提拔梁旷当后将军，追赠刘琨之给事黄门侍郎。
蔡兴宗奉旨去广陵慰问。他和范义关系一直不错，就把范义的尸体收敛起来，送回豫章老家安葬。皇上知道了就问他：“你咋敢公然违反王法？”蔡兴宗理直气壮地说：“陛下杀反贼，我埋葬老朋友，有啥不可以的！”皇上听了有点不好意思。
宗越带兵很严，排兵布阵很有一套。每次好几万人停下来扎营，宗越骑着马在前面走，让士兵跟在后面，他的马一停，营地就整整齐齐地布置好了，一点都不会乱。
辛未这天，朝廷大赦天下。
丙子，皇上让丹阳尹刘秀之当尚书右仆射。
丙戌，封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当司空，刺史的职位还保留着。
八月庚戌，北魏老大去云中；壬戌，又回到平城。
九月壬辰，在玄武湖北边修了个上林苑。
以前，晋朝人在巳位修了南郊坛，尚书右丞徐爰觉得这不符合礼法。皇上下令把南郊坛挪到牛头山西边，对着宫城的午位。等废帝即位，又觉得原来的地方吉利，就又搬回去了。废帝还让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种车，照着金根车的样子，加上羽葆盖。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庚子年）
春天正月甲子初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和平。
乙亥这天，皇上亲自去耕田，还大赦天下。
己卯，皇上下诏去祭祀郊庙，第一次坐着玉路车去。
庚寅，封皇子刘子勋为晋安王，刘子房为寻阳王，刘子顼为历阳王，刘子鸾为襄阳王。
北魏的散骑侍郎冯阐来访问。
二月，北魏的卫将军乐安王拓跋良去讨伐河西造反的胡人。
三月，北魏人入侵北阴平，朱提太守杨归子把他们打败了。
甲申，皇后在西郊亲自采桑，皇太后去观礼。
夏天四月，北魏的太后常氏去世。五月癸丑，北魏把昭太后葬在鸣鸡山。
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死了。
吐谷浑的国王拾寅同时接受了宋和北魏封的爵位，他的生活起居、出行排场都跟皇帝差不多，北魏人特别生气。定阳侯曹安上奏说：“拾寅现在守着白兰，要是分兵从左右两边进攻，他肯定往南山跑，不出十天，人和牲畜就没吃的了，咱们就能一举平定他。”六月甲午，北魏派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新成等人统领万、高平的各路军队从南道出发，南郡公中山人李惠等人统领凉州的各路军队从北道出发，去攻打吐谷浑。
之前北魏崔浩被杀以后，史官这个职位就取消了，到这时候又重新设置。
河西造反的胡人到长安认罪，北魏派使者去安抚他们。
秋天七月，刘宋派使者去北魏。
甲戌，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去世。
壬午，北魏老大去河西。
北魏军队到了西平，吐谷浑国王拾寅跑到南山躲起来。九月，北魏军队过河去追，结果赶上瘟疫，就撤回来了，不过缴获了二十多万头各种牲畜。
庚午，北魏老大回到平城。
丁亥，把襄阳王刘子鸾改封为新安王。
十月庚寅，皇上下诏让沈庆之去讨伐长江沿岸的蛮人。
前庐陵内史周郎，说话特别直，老说皇上不爱听的，皇上心里记恨他。就指使有关部门弹劾周郎，说他给老妈守丧的时候不守礼，把他押送到宁州，半路上就给杀了。周郎走的时候，侍中蔡兴宗正好当班，就请假去跟周郎告别，结果因为这事被降职，以平民身份领职。
十一月，北魏的散骑侍郎卢度世等人来访问。
这一年，皇上把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召回当侍中。颜师伯这人特别会巴结人，皇上特别信任他，其他大臣都比不上。他收了好多贿赂，家里积攒了千金。皇上有一次和他玩樗蒲，皇上掷骰子得了雉，觉得自己肯定赢了，结果颜师伯接着掷，得了卢，皇上脸都变了。颜师伯赶紧把骰子收起来说：“差点就成卢了！”就这天，颜师伯一下子输了一百万。
柔然攻打高昌，把沮渠安周杀了，灭了沮渠氏，立阚伯周当高昌王。高昌开始有称王的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书记载聚焦于南朝宋与北魏的一段动荡历史，字里行间充满权力博弈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荒诞，可从多个维度解析其历史镜像意义：
权力绞杀中的人性撕裂
宋孝武帝平定刘诞叛乱的过程，堪称皇权碾压人性的标本。从刘诞身上，可见藩王叛乱的矛盾性：他既想挑战中央权威，又试图以“厚恩”维系属下忠诚，却在败局中用何康之母泄愤，暴露割据者的残暴底色。而贺弼“以死明心”、范义“子不弃母，吏不叛君”的抉择，则在乱世中竖起道义标杆——他们拒绝依附任何暴力，以死亡完成对“忠义”的终极诠释。
孝武帝的表现更具警示性：攻克广陵后令左右呼万岁，暴露胜利者的虚妄；下旨屠城时对“五尺以下全之”的“仁慈”，实则是屠杀合理化的伪装；将首级筑为“京观”的炫耀，彻底褪去帝王的道德外衣。这种“胜者全对”的逻辑，恰是专制时代最危险的病毒。
制度阴影下的个体挣扎
蔡兴宗的三次抗争尤为刺眼：拒呼万岁时直指“涕泣行诛”的道义本质，收敛范义尸体时坚守“葬故交”的私人伦理，送别周郎时甘冒“白衣领职”的风险。他的存在证明：即便在皇权至上的体系中，仍有人试图用个体良知对抗制度性暴力。
反观宗越，其治军严明的才能与虐杀时“欣欣若有所得”的病态形成荒诞对照。这种“专业能力”与“道德沦丧”的共生，揭示出专制机器对人性的异化——只要服务于权力，暴行也能被包装成“功绩”。而颜师伯赌局中“敛子避卢”的谄媚，则展现了权力场中生存者的扭曲智慧：用自污式的顺从，换取帝王的绝对信任。
南北对峙中的文明褶皱
北魏与宋的互动暗藏深层隐喻：北魏复置史官，试图以历史书写构建正统性；吐谷浑“两受爵命”的骑墙策略，折射出边疆政权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智慧；柔然灭沮渠氏立阚伯周，标志着西域格局的重新洗牌。这些事件共同构成南北朝时期的“文明博弈”——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制度、伦理与文化的角力。
值得玩味的是北魏崔浩之诛的余波：因修史获罪导致史官废置，复置后又需服务于皇权叙事，可见“历史真相”在权力面前的脆弱。而宋孝武帝对“五路”“玉路”的礼制改造，则暴露了南朝政权通过形式主义强化统治合法性的努力。
历史书写的隐秘逻辑
这段记载的价值，更在于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叙事态度：既写沈庆之“身先士卒”的军事才能，也记其参与屠城的污点；既赞宗越“营陈未尝参差”的治军术，也录其虐杀时的病态快感。这种“双刃剑式”的记录，恰是传统史学的珍贵之处——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只呈现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全部可能。
从广陵屠城到高昌称王，从宫廷博弈到边疆拉锯，这段历史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任何时代的文明程度，都不取决于胜利者的欢呼有多响亮，而取决于对失败者的态度、对异见者的容忍，以及普通人在绝境中坚守道义的可能性。千年后的今天，这些故事仍在叩问：当权力碾压良知时，我们能否成为另一个蔡兴宗？当暴力裹挟时代时，我们是否敢做贺弼与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