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母亲的抉择
“寻亲灯塔”项目在团队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高效且规范的运作流程。借助档案馆强大的数据关联和情感图谱辅助，加上日益壮大的志愿者团队进行前期筛查和基础联络，成功案例不断积累，为社会带来了无数感动与慰藉。然而，并非所有的寻亲诉求都如同赵永贵寻找黎静那般，指向一个清晰且大概率圆满的结局。很快，一个极其棘手、游走于伦理刀锋之上的案例，摆在了团队面前。
申请者是一位名叫王秀芹的母亲。她的诉求是寻找三十二年前，因当时家境极度贫寒、丈夫重病，被迫送养给他人的刚满月的儿子。她在申请信中写道，这是她“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愧疚和牵挂”，如今生活条件好转，老伴也已病逝，她唯一的念想就是知道儿子过得好不好，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知道他在哪里，就心满意足了。她提供了一张婴儿的百天照片（送养后偷偷拍的），以及当时模糊记得的、中间人提到的收养家庭可能所在的城市区域。
负责初审的志愿者将这个案例标记为“高情感强度，中高伦理风险”，提交给了核心团队。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凝重。
“这个案例的关键风险点在于，”苏哲用笔点着投影屏上的案例摘要，“第一，生母王秀芹的‘知情同意’是明确的，但她寻找的是‘送养’而非‘失散’的孩子。第二，我们完全不清楚收养家庭的态度，尤其是被寻者本人的意愿。根据我们之前处理类似边缘案例的经验和初步制定的伦理考量，冒然接触，极有可能对已经建立起稳定家庭的被寻者及其养父母家庭造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和困扰。”
陈舟补充道：“档案馆的情感图谱分析显示，与‘送养’、‘寻亲’相关的记忆碎片中，充斥着大量矛盾、痛苦、甚至怨恨的情绪。很多被送养的孩子，即使生活幸福，得知真相后也可能经历复杂的心理挣扎。而养父母方面，往往将这种寻亲视为对自己养育之恩的否定和威胁。”
林夏默默感受着档案馆传递过来的、关于这个案例的微弱共鸣。那共鸣中，既有王秀芹数十年如一日的、沉甸甸的愧疚与思念，也隐约夹杂着一丝来自遥远彼方的、属于被送养者可能存在的迷茫与抗拒的预兆。这感觉比处理离散案例要复杂和沉重得多。
“但是，王秀芹女士的痛苦是真实的。”林夏轻声说，“她的诉求并非要夺回什么，只是一种基于母性的、想要确认孩子安好的朴素愿望。我们‘寻亲灯塔’的初衷，是弥补遗憾。她的遗憾，同样值得被看见。”
“问题在于，”苏哲冷静地指出，“弥补一方的遗憾，是否可能以牺牲另一方的平静生活为代价？这是我们必须权衡的核心。我们的原则是‘不伤害’，这个‘不伤害’的对象，应该包括所有相关方。”
团队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成员认为，应该尊重生母的寻亲权，只要程序合规，就可以尝试寻找和接触。另一部分则更加谨慎，认为在收养家庭态度不明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的风险太高，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家庭矛盾，建议暂缓或婉拒。
讨论陷入了僵局。
“或许……”林夏沉思良久，开口道，“我们不应该简单地选择‘做’或‘不做’，而是思考有没有一种更温和、更尊重各方意愿的‘介入’方式？我们能不能搭建一个桥梁，而不是直接去叩门？”
陈舟若有所悟：“你的意思是，不完全由我们直接去接触收养家庭，而是……创造一个机会，让信息能够以一种可控的、低冲击力的方式传递过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再将选择权交还给对方？”
“对。”林夏点头，“比如，我们通过档案馆的能力和王秀芹提供的信息，尽可能准确地定位到被寻者（假设他同意我们使用这个名字——李哲）目前的生活圈。然后，我们不直接联系他或他的家人，而是通过一种看似偶然、非指向性的方式，让关于‘寻亲’的信息，出现在他可能接触到的地方。”
苏哲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法律和伦理考量：“这种方式，相当于将‘主动寻亲’变成了‘被动等待回应’。我们不是信息的强加者，而是提供了一个可能被看到、也可能被忽略的‘选项’。如果李哲本人看到了，并且产生了了解的意愿，他可以选择主动联系我们。如果他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但选择无视，那么他的生活就不会受到任何直接打扰。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收养家庭的冲击。”
“那具体怎么做呢？”有团队成员问道。
陈舟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匿名的、带有特定识别符号（比如来源于‘山河档案馆’的徽标水印）的‘时光记忆’电子海报或者短视频，内容可以是非常含蓄地表达一位母亲对多年前送养孩子的思念与祝福，不提及任何真实姓名、地点等具体信息，但嵌入李哲婴儿时期那张照片的处理版（严重模糊或艺术化处理，仅保留大致轮廓和感觉）。然后，利用档案馆分析出的李哲可能活跃的网络社区、关注的公众号等信息渠道，进行极其精准的、小范围的匿名投放。”
他进一步解释：“这就像在一条他经常走过的路上，放下一张没有写收件人姓名的、内容含蓄的明信片。他可能会捡起来看，也可能不会。如果他看懂了，并且内心有探寻身世的意愿，他可能会根据上面的线索（档案馆的匿名联系方式）来找我们。如果他无动于衷，或者根本没有看到，那么一切照旧。”
这个方案巧妙地平衡了生母的诉求与被寻者及其家庭可能的情感边界。它将最终的决定权，交还给了最核心的当事人——李哲本人。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苏哲从法律角度评估后表示，“但必须确保投放的精准度和匿名性，绝不能变成广撒网式的骚扰。同时，要对王秀芹女士充分说明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和可能毫无结果的风险，管理好她的期望。”
林夏再次连接档案馆，将团队商议的方案作为一种“可能性”输入，并着重强调了对被寻者意愿的尊重。她感受到，档案馆内关于此案的共鸣，那原本有些滞涩和矛盾的能量流，似乎变得顺畅了一些，仿佛认可了这种更温和、更具弹性的路径。
方案确定，团队开始紧张地筹备。技术组负责制作符合要求的匿名海报和视频，确保隐私保护万无一失。陈舟则带领数据分析小组，利用档案馆提供的数据，进一步缩小李哲可能接触到的信息圈范围。苏哲亲自与王秀芹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沟通，详细解释了方案的思路、潜在的风险以及需要她耐心等待的可能。
王秀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带着哽咽的声音说：“我明白……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我……我愿意等。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知道他过得好，我就……就知足了。”
“母亲的抉择”所带来的伦理困境，暂时找到了一条看似可行的钢丝之路。团队小心翼翼地开始行动，将那份承载着愧疚与思念的微弱信号，投向未知的彼岸。
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次，灯塔的光芒不能过于炽热，只能化作一缕若有若无的薄雾，静候彼岸是否会有回音。
第141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