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冬，寒潮来得比往年早。我攥着刚打印出来的离职证明，站在写字楼门口的寒风里，看着玻璃门上自己模糊的倒影——西装外套沾着早餐店的油渍，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眼底的红血丝像爬满了蛛网。三个月前，我抱着“闯一番事业”的念头从老家来这座城市，进了家初创公司做文案，没承想刚过试用期，公司就因资金链断裂散了伙。
口袋里的银行卡余额只剩下四千多，交完下个月的房租肯定不够。我站在路边，对着手机里的租房软件翻了整整一下午，要么是月租三千往上的精装公寓，要么是隔断间里塞着四张床的群租房。直到傍晚，一条房源信息跳出来：“老街红砖楼，独立厨卫，月租1200，近公交站。”
配图里的房间算不上精致，却透着股实在——木床靠着墙，衣柜虽然掉了漆，但看着结实，书桌摆在窗边，阳光能刚好洒在桌面上。我立刻拨通了中介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带着点怯生生的试探：“您好，是看304那套房子吗？”
中介叫林晓，二十出头，扎着低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第二天上午，她带我去老街的时候，特意提前在巷口等我。看见我从公交车上下来，她快步迎上来，搓着手说：“姐，这边巷子窄，车开不进来，得走两步。”
我们沿着水泥路往里走，两侧的红砖楼一栋挨着一栋，墙面上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像一道道褐色的伤疤。电线在头顶交织成网，挂着几个褪色的红灯笼，大概是前几年春节留下的。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晒太阳，看见我们，眼神里带着点打量，没说话，只是慢慢摇着手里的蒲扇。
“姐，跟你说个事，你别介意。”走了大概五分钟，林晓突然停下脚步，声音压得很低，“这房子……之前走了两个租客，都是没住满一个月就搬走的。他们说晚上能听见奇怪的声音，具体是啥也说不清楚，就说心里发毛。”
我心里“咯噔”一下，却还是强装镇定：“是隔音不好吗？老房子难免这样。”
“不是隔音的问题。”林晓咬了咬嘴唇，“第一个租客是个男生，住了二十天，说半夜听见有人梳头，‘唰唰’的响，以为是隔壁，结果隔壁那间是空的。第二个是女生，更邪乎，说看见衣柜镜子里有影子，吓得连夜就搬了。”
我攥了攥手里的背包带，心里盘算起来：1200的月租，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找不到第二家，而且离我面试的新公司只有三站公交。就算真有点怪，说不定是租客自己吓自己。我深吸一口气：“没事，我先看看房子，要是合适就定了。”
林晓见我坚持，也没再多说，只是脚步比刚才快了些。那栋楼在巷子最里头，门口挂着个生锈的铁牌，上面写着“幸福巷37号”。楼道里没灯，林晓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线扫过斑驳的墙壁，能看见上面贴着早已过期的小广告，还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三楼，快到了。”她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带着点回音。爬到三楼转角，我看见304的门牌歪挂在门上，油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林晓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锁芯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往里走了两步，打量着这个大概十五平米的房间：靠里墙摆着一张一米五的木板床，床头贴着已经泛黄的墙纸，边角卷了起来；床对面是一个双开门衣柜，深棕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浅褐色的木头；窗户在书桌上方，白色的窗框已经发黑，玻璃上有几道裂痕，用透明胶带粘着。
“你看，早上太阳从东边出来，能照到书桌上，采光还行。”林晓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点铁路边特有的煤烟味。远处，一列绿皮火车缓缓驶过，鸣笛声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楼下就是小卖部，买东西方便，往前走两百米有菜市场，早上挺热闹的。”
我蹲下身，摸了摸床板，很结实，没有松动的迹象。又打开衣柜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衣柜最底层有个抽屉，你看看能不能用。”林晓提醒我。我拉开抽屉，里面铺着一块暗红色的绒布，布上放着一把红木梳——梳齿是象牙色的，有些已经松动，梳背上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花瓣的纹路很精致，只是颜色暗沉，像是有些年头了。
“这是前租客落下的吧？”我拿起木梳，指尖能摸到梳背的纹路，带着点温润的凉意。
林晓凑过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之前来打扫的时候没看见这个啊……可能是上上个租客忘在这里的。要是你不介意，就先放着，我之后问问房东。”
我把木梳放回抽屉，关上衣柜门：“就这间吧，我今天能搬进来吗？”
林晓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做决定，连忙点头：“可以可以，我现在回去拿合同，你要是有行李，也能先搬过来。”
当天下午，我叫了个货拉拉，把为数不多的行李拉到了304。收拾房间的时候，我把那把红木梳从抽屉里拿出来，用湿抹布擦了擦，梳背上的梅花渐渐显露出原本的红色，看起来比之前鲜亮了些。我想着或许前租客还会来找，就把它放在了书桌的角落，旁边摆着我的水杯和台灯。
晚上，我煮了碗泡面，坐在书桌前吃。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巷子里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光斑。偶尔有脚步声从楼下经过，伴随着几句模糊的说话声，很快又消失在夜色里。
大概十一点，我洗漱完躺在床上，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夜睡得很沉，没有听见任何奇怪的声音。第二天早上醒来，阳光刚好照在书桌上，我看着窗外的平房顶，心里想着：或许林晓说的那些事，真的是租客太敏感了。
可我没想到，平静只维持了一天。
第三天晚上，我去新公司面试，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楼道里黑漆漆的，我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一步步往上走。走到三楼转角，突然听见“唰——”的一声，很轻，像是有人用梳子划过头发。
我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楼道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刚才的声音却消失了。“大概是风吹动什么东西了吧。”我自言自语道，继续往304走。
打开房门，屋里一片漆黑。我摸索着打开灯，暖黄色的灯光照亮房间，一切都跟我早上离开时一样。我脱了外套，坐在床边换鞋，又听见了那声“唰——”。这次声音更清晰了，好像就在房间里，离我不远。
我猛地站起来，环顾四周。床底下空荡荡的，衣柜门关得好好的，书桌前也没人。“肯定是太累了，出现幻听了。”我拍了拍自己的脸，走进卫生间洗漱。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耳朵却不由自主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大概凌晨一点，那“唰——唰——”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节奏很均匀，不紧不慢，就像有人坐在我旁边，一下一下地梳着头。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僵硬地躺在床上，不敢动。那声音就在耳边，我甚至能想象出一个人拿着梳子，慢悠悠梳头的样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快亮的时候，声音才慢慢消失。我睁开眼，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可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后背全是冷汗。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去上班，脑子里全是昨晚的声音。同事见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没睡好，我只能含糊地应付过去。晚上回到家，我把房间里的灯全打开，连卫生间的灯都没关。我坐在书桌前，盯着那把红木梳，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是这把梳子的问题？
我拿起木梳，放在手里反复看着。梳齿很光滑，没有任何异常。我试着用它梳了一下头发，“唰——”的一声，跟昨晚听见的声音一模一样。我的手顿住了，连忙把木梳放回桌上，像是碰到了什么烫手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把木梳放进抽屉，锁上了。我躺在床上，开着台灯，睁着眼睛到天亮。奇怪的是，这一夜，我没再听见梳头声。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更吓人的还在后面。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十二点才回家。楼道里静得可怕，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走到304门口，我掏出钥匙，刚要插进锁孔，突然听见屋里传来“唰——唰——”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钥匙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我蹲下身，摸索着捡钥匙，手指却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是一只鞋，女人的绣花鞋，红色的，鞋面上绣着一朵梅花，跟红木梳背上的梅花一模一样。
我吓得尖叫一声，猛地站起来，转身就往楼下跑。跑到巷口，我才停下来，大口喘着气。巷口的路灯亮着，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没有绣花鞋。我又回头看了看37号那栋楼，黑漆漆的，像一个张着嘴的怪兽。
我不敢再回去，只能在附近找了家网吧，将就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给林晓打电话，让她陪我一起去拿东西。林晓听我说了昨晚的事，声音都在发抖：“姐，要不……咱们先联系房东吧？”
房东姓王，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我们在楼下等他的时候，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赶来，车筐里放着一个保温桶。“你们说的是304吧？”他停下车，语气很平静，“那房子是我老伴儿生前住的，她走了之后，我才租出去的。”
“王大爷，您老伴儿……是怎么去世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王大爷叹了口气，眼神暗了下来：“两年前，冬天，也是这个时候。她有心脏病，那天晚上，她坐在衣柜前梳头，梳着梳着就没气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她手里还攥着那把红木梳，就是你们说的那把。”
我和林晓都愣住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绣花鞋呢？”我又问。
“绣花鞋是她结婚的时候穿的，她一直放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用红布包着。”王大爷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走的时候也要带着。”
我们跟着王大爷上了楼。打开304的门，屋里的灯还亮着，是我昨晚没关的。书桌的抽屉开着，那把红木梳放在桌上。衣柜门也开着，最下面的抽屉里，放着一块红布，布上摆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跟我昨晚看见的一模一样。
“她就是太念旧了，舍不得这里。”王大爷走到衣柜前，拿起绣花鞋，轻轻擦了擦上面的灰尘，“她活着的时候最喜欢梳头，每天晚上都要梳半个钟头，说这样头发能保持顺滑。”
我看着王大爷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原来，那些奇怪的声音和影子，不是什么恶鬼，只是一个老人对生前生活的执念，对这个家的不舍。
后来，我找了个懂民俗的朋友，他说这种情况是逝者的“残念”，不是害人的，只是还没适应离开的事实。他给了我一张黄符，让我贴在衣柜门上，再准备一些纸钱和香烛，在楼下烧了，跟老人家说说话，让她安心离开。
我按照朋友说的做了。那天晚上，我在楼下烧了纸钱，对着304的窗户说：“阿姨，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您放心，王大爷身体很好，您也该去跟他团聚了。”
奇怪的是，从那以后，304再也没发生过奇怪的事。我在那里住了半年，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才搬走。
搬走那天，王大爷特意来送我。他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递给我说：“姑娘，这是我老伴儿的红木梳，她生前最喜欢，现在她走了，留着也没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我接过布包，里面的木梳还是那么温润。我对着王大爷鞠了一躬：“谢谢您，王大爷，我会好好保管的。”
走出幸福巷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37号那栋楼。阳光洒在红砖墙上，看起来很温暖。我想，那位阿姨，大概是终于放下了执念，跟着王大爷，去了另一个世界吧。
后来，我把那把红木梳放在了书桌的抽屉里。每当我遇到困难，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梳背上的梅花依旧清晰，仿佛在告诉我：生活再难，也要像这梅花一样，在寒风里开出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