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初秋，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展厅还带着新馆的木头味。赵松年把鎏金铁芯铜龙放进定制的玻璃展柜时，指腹在铜龙断裂的龙尾上蹭了蹭。修复组花了整整八个月才让它站稳——铜胎的裂痕用特制的黏合剂补过，断裂的龙尾接得不算完美，能看出一道细微的接缝，像道永远愈合不了的疤。
“委屈你了。”赵松年对着铜龙低声说，他从口袋里摸出块麂皮，小心翼翼擦去玻璃上的指纹。阳光透过展厅高窗斜斜切进来，落在铜龙布满铜绿的鳞片上，那些被岁月啃噬出的凹痕里，竟像藏着细碎的光。
赵松年原是中学的历史老师，退休后被博物馆返聘来看管展厅。别人都说他傻，放着清闲日子不过，来守这些不会说话的老物件。可他总觉得，这些器物是活的——青铜器的绿锈里裹着工匠的体温，瓷器的冰裂纹里冻着烧窑人的呼吸，而这尊铜龙，身上带着八百年的挣扎，沉甸甸的，压得人心里发颤。
每天开馆前半小时，赵松年都会给铜龙“请安”。他会把展柜的灯调亮些，让光线正好照在龙首的琉璃眼睛上，看那黑色的瞳仁里映出展厅的影子；他会轻轻敲敲玻璃，听铜龙在里面“应”一声——其实是空气震动的回声，可他总觉得，那是龙在低吟。
有天早上，他发现铜龙的左前爪沾着点白灰，像谁偷偷摸过。凑近了才看清，是龙爪上那个极小的“十二”刻痕，不知被什么东西蹭了下，里面的积尘掉了些，露出底下暗沉的铜色。赵松年心里一动，这刻痕是去年清理时发现的，考古队的年轻人都说可能是铸造时的瑕疵，可他总觉得，那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像个藏了千年的暗号。
“是想让后人记得你吗？”他用棉签蘸了点蒸馏水，轻轻点在刻痕里，“放心，我记着呢。”
第一个注意到铜龙“特别”的，是个叫小石头的男孩。
那是1978年的春天，展厅里飘着外面钻进来的槐花香。赵松年正蹲在展柜前记笔记，忽然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回头就看见个瘦小的身影，正踮着脚往铜龙的展柜里瞅。
男孩约莫十岁，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卷着，露出细瘦的脚踝。他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些，走路时身子会微微往左边歪，像棵被风吹斜的小苗。
“小朋友，别靠太近。”赵松年站起身，声音放轻了些。
男孩吓了一跳，慌忙往后退，却没站稳，踉跄着差点摔倒。赵松年赶紧扶住他，才发现他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本子，封面上画着歪歪扭扭的龙。
“喜欢这条龙？”赵松年指着展柜里的铜龙。
男孩点点头，把本子往身后藏了藏，脸涨得通红：“它……它也站不稳吗？”
赵松年愣了愣。铜龙确实是斜着的——龙尾的弧度太大，重心偏了，修复时特意在底座加了配重，才让它勉强立住，远看就像随时会栽倒。他还从没听过有人这么形容它。
“它不是站不稳，”赵松年拉着男孩在展柜旁的长椅坐下，“它是想往前冲，被什么东西拽住了。”
男孩眨巴着眼睛，看向铜龙蜷曲的爪子：“像被绳子捆着？”
“差不多。”赵松年笑了，“你看它的爪子，虽然蜷着，可指节都绷着劲儿，像是在抓什么；你看它的龙尾，明明快贴到身子了，却还硬挺着个弧度，像是不甘心。”
男孩没说话，只是盯着铜龙看。阳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额角的疤，像块没长好的月牙。赵松年后来才知道，小石头生下来左腿就有毛病，走快了会摔跤，学校里的孩子都叫他“跛脚龙”，他不爱说话，每天放学就躲到博物馆来。
从那天起，小石头成了展厅的“常客”。他总是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馒头和水壶，一待就是一下午。他不吵不闹，就坐在铜龙展柜旁的长椅上，有时画画，有时就那么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铜龙。
赵松年发现，小石头画的龙，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画的龙都是腾云驾雾、张牙舞爪的，可他画的龙，身子总是有点歪，龙尾拖着个奇怪的弧度，爪子紧紧抠着地面，像是从泥里刚爬出来。
“它为什么不飞呢？”有次小石头突然问，手里的铅笔在龙爪的位置反复涂画，“老师说龙都会飞。”
赵松年正给展柜换干燥剂，闻言停了手。他走到铜龙侧面，指着龙腹那些细微的裂痕：“你看这些缝，以前里面灌过铁水，把它坠得飞不起来了。”
“那它难受吗？”
“肯定难受啊。”赵松年蹲下来，看着男孩的眼睛，“可你看它的头，一直昂着，从没低过。”
小石头的手指在本子上顿了顿，突然把铅笔往地上一扔，拖着腿往展厅外跑。赵松年追出去时，正看见他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练习走路——他走得很慢，左腿每落地一次，身子就晃一下，可他没停，一步一步，沿着青砖铺的路往前走，像条倔强的小爬虫。
那天傍晚，赵松年在铜龙的展柜下发现了小石头落下的本子。最后一页画着个男孩，正踮着脚够展柜里的铜龙，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行字：“我要帮它飞。”
1980年冬天，博物馆办了场青少年文物绘画比赛。赵松年特意把小石头叫过来：“去画画你的龙吧，让大家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小石头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交了作品。他画的画叫《飞起来的龙》，却一点也不“飞”——画面里的铜龙刚从玻璃柜里挣出来，龙尾还拖着道没展平的弧度，爪子上沾着泥土，身上的铜绿掉了好几块，可它的头昂得老高，朝着博物馆的天窗飞去，阳光在它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
评委们皱着眉说这画“不合史实”“没灵气”，只给了个鼓励奖。可赵松年却找了块木板，把画裱起来，挂在了铜龙展柜的正上方。
“他们不懂，”他对着铜龙嘀咕，“这才是你的样子。”
画挂上去的那天，小石头来展厅时，眼睛亮得像两颗琉璃珠子。他没说话，只是对着画鞠了一躬，然后走到铜龙前，用袖子擦了擦展柜的玻璃，动作轻得像在抚摸什么宝贝。
那年冬天特别冷，展厅的暖气总坏。赵松年怕铜龙受潮，每天下班前都要往展柜里塞两包干燥剂。有天夜里他起夜，想起白天忘了换干燥剂，披了件棉袄就往博物馆跑。
刚走到唐代展厅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响动。赵松年心里一紧，摸出钥匙悄悄开门——手电筒的光扫过展厅时，他看见个黑影正蹲在铜龙的展柜前，手里拿着根铁棍，“哐当”一声，玻璃裂开了道缝。
“住手！”赵松年大吼一声，举着手里的保温壶就冲了过去。
黑影吓了一跳，回头时露出张年轻的脸，眼里全是慌乱。他大概是个小偷，被博物馆的保安追得慌了神，钻进了没锁好的侧门。见赵松年冲过来，他情急之下，举起铁棍就朝展柜砸去——
“咔嚓！”玻璃碎了。
小偷伸手去抱铜龙，可刚把它拎起来，就“哎哟”一声松了手。铜龙“咚”地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震得展柜里的干燥剂撒了一地。
“这破玩意儿怎么这么沉！”小偷骂了句，转身就想跑，却被赶来的保安按住了。
赵松年顾不上看小偷，扑过去把铜龙抱起来。他的手在抖，摸到龙首时，心凉了半截——龙额上撞出个新的缺口，黑色的琉璃眼珠掉了一颗，滚在地上，像滴碎掉的眼泪。
可当他把铜龙翻过来时，突然愣住了。龙左前爪那个“十二”刻痕，不知被刚才那一摔震得彻底露了出来，清晰的“十二”两个字，像谁用指甲狠狠刻上去的，在手电筒的光下泛着冷光。
“李十二……”赵松年喃喃自语，眼眶突然热了。他抱着铜龙，感觉那冰冷的铜身里，像有什么东西在跳，一下一下，撞得他心口发疼。
警察来做笔录时，说小偷交代，他原想偷件轻便的文物，看见这铜龙金灿灿的，以为是纯金的，没想到这么重。
“它不是金的，”赵松年摸着铜龙的鳞片，轻声说，“它是骨头做的，硬骨头。”
铜龙被送去重新修复时，赵松年每天都去修复室门口守着。修复师是个年轻人，说要把龙首的缺口补好，再换颗新的琉璃眼珠。
“别补太好。”赵松年拦住他，“缺口留着，让它记着这一下。”
新的展柜换成了防弹玻璃，比原来的厚了三倍，还加了恒温系统。铜龙放回去那天，小石头也来了。他比三年前高了些，走路还是有点跛，可已经能跑了。
“你看，”赵松年指着新展柜，“现在没人能再伤害它了。”
小石头盯着玻璃里的铜龙，突然说：“可它更不自由了。”
赵松年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种地，那时觉得田埂是世界上最宽的路；后来平反回到学校，站在三尺讲台后，反而觉得手脚被捆住了。
“有时候保护和束缚，长得很像。”他说，“就像你腿上的夹板，一开始是为了让骨头长好，可总戴着，就再也站不直了。”
小石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去年他做了场手术，医生说恢复得好，以后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他摸了摸膝盖上的疤，突然跑到展厅中央，试着跳了一下。虽然动作还有点僵，可他跳起来了，像只刚学飞的鸟。
“你看！”他落地时晃了晃，却笑得一脸灿烂，“我不用夹板了！”
赵松年看着他，又看看展柜里的铜龙。阳光透过新的玻璃照进来，在铜龙身上投下的影子，边缘带着细微的波动，像在轻轻摇晃。他突然明白，这玻璃柜困不住铜龙——它的魂早就飞出去了，落在练习走路的男孩身上，落在每一个不肯低头的人心里。
1985年，赵松年退休时，把那串擦了九年的麂皮留给了接替他的年轻人。临走前，他最后看了眼铜龙，发现小石头画的《飞起来的龙》还挂在那里，纸边都发黄了，却依然倔强地贴着墙。
那天下午，有个穿着蓝布工装的年轻人来展厅。他走路时左腿还有点不自然，却稳稳当当的。他走到铜龙展柜前，拿出个小本子，对着铜龙的龙尾弧度画了很久，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像谁在轻声说话。
年轻人叫石文博，是市里文物修复厂的学徒。他修复的第一件器物，是个清代的铜香炉，他特意在炉底刻了个极小的“石”字，像在跟谁打招呼。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做文物修复。石文博总是指着博物馆唐代展厅的方向，那里有尊鎏金铁芯铜龙，龙尾拖着道奇怪的弧度，龙左前爪上藏着个千年的名字。
“因为有些东西，”他说，“就算被打碎了，也该让它重新站起来，记得自己原来的样子。”
1990年的春天，博物馆的院子里长出株野草，就在当年赵松年发现小石头本子的地方。石文博来给铜龙做例行检查时，看见那草正顶着块压在它身上的碎石，歪歪扭扭地往上长，草叶上还沾着石屑，像披了层铠甲。
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赵松年跟他说过的话——
“你看这龙，它飞不飞，不在有没有玻璃柜，在它自己想不想。”
那天的风穿过展厅，吹得《飞起来的龙》那幅画轻轻晃动。石文博抬头时，仿佛看见玻璃柜里的铜龙动了一下，龙尾的弧度似乎舒展了些，像在对着院子里的野草，轻轻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