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怀里那几块皱巴巴的法币，站在烟味和尘土混在一起的胡同口，恍惚得像踩在棉花上。前一刻还在民国二十二年的北平城外拉着空车躲兵荒，后脑勺挨了不知哪来的一闷棍，再睁眼，眼前的胡同就变了模样——墙根下贴满了“剿共”的标语，电线杆上挂着泛黄的布告，几个穿灰布军装的兵痞正斜挎着枪，踹开一家小杂货铺的门，把掌柜的推搡出来。我摸了摸后脑勺，没流血，却晕得厉害，再低头看自己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布短褂，还是我那身行头，可周围的空气里，除了熟悉的煤烟味，还多了股子说不出的紧张劲儿，像暴雨前的闷雷，压得人喘不过气。“喂，那拉车的，愣着干啥！”一个兵痞回头瞥见我，粗声粗气地喊，手里还拎着半袋刚抢来的白面。我赶紧低下头，想往胡同深处躲，脚底下却被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怀里的法币差点掉出来。这时候，旁边一扇虚掩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只手猛地把我拽了进去，门又飞快地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吵嚷。
我惊魂未定地抬头，看见一个穿藏青色长衫的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脸上带着点学生气，眼睛却亮得很，正警惕地贴着门缝往外看。“别出声，那些是孙殿英的兵，最近在这一带抢得厉害。”他压低声音说，转过来打量我，“你是拉洋车的？看着面生，不是这胡同的吧。”我点点头，嗓子有点干：“是，我……我刚从城外过来，不知道这儿这么乱。”他哦了一声，指了指墙角的板凳：“坐会儿吧，等他们走了再出去，不然被他们盯上，车都得给你抢了。”我谢了一声坐下，才敢仔细打量这屋子——不大，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幅没装裱的字画，桌上放着几本翻得卷边的书，还有一个缺了口的瓷碗。“我叫沈书白，在附近的学校教书。”他主动开口，递过来一碗水，“你呢？”“祥子，骆驼祥子。”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凉水顺着喉咙下去，总算清醒了点，“您是教书先生？这兵荒马乱的，学校还上课？”沈书白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早不上了，学生们有的去了南方，有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我这也是闲待着，帮街坊们看看门，传递点消息。”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夹杂着士兵的吆喝，沈书白又赶紧凑到门缝去看，眉头皱得更紧了：“是他们的骑兵，看来是要往东边去。”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想起自己那辆洋车——刚才慌乱中，我把车停在了胡同口的大树下，不知道会不会被他们发现。“我的车还在外面。”我站起来，有点着急，“那是我吃饭的家伙，不能丢。”沈书白拉住我：“别慌，现在出去太危险，再等等。”可我哪坐得住，那辆车是我攒了三年的钱买的，上次被兵抢了一次，好不容易又攒够钱赎回来，要是再丢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挣脱他的手：“不行，我得去看看，不然心里不踏实。”沈书白见拦不住我，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匕首，塞到我手里：“拿着，要是遇到麻烦，别硬拼，往西边跑，那边有个老胡同，岔路多，他们追不上。”我愣了一下，接过匕首，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心里踏实了点，说了声“谢了”，就轻轻拉开门，贴着墙根往胡同口挪。
刚挪到一半，就听见一个粗嗓门喊：“哎，那辆车是谁的？没人要老子拉走了！”我心里一紧，探出头去，看见一个兵正拽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就要往马旁边拖。我急了，猛地冲过去，一把按住车把：“这是我的车！”那兵回头瞪我，脸上一道刀疤，看着就凶：“你的车？老子说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识相点赶紧滚，不然把你胳膊打断！”我攥紧了手里的匕首，却没敢掏出来——对方有枪，我要是动刀，肯定讨不到好。这时候，沈书白也跟了出来，手里举着一个布包，笑着走过去：“这位长官，误会，误会，他是我家亲戚，不懂事。”说着，把布包递过去，“这里面是点干粮，您拿去垫垫肚子，车是他吃饭的家伙，您高抬贵手，给他留着吧。”那兵打开布包看了看，里面是几个白面馒头，眼睛亮了亮，又瞥了瞥我，哼了一声：“算你们识相，滚吧！”说完，揣着布包，翻身上马，跟着大部队走了。
我松了口气，扶着车把，手还在抖。沈书白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了，车保住了。”我感激地看着他：“沈先生，今天真是谢谢你，那馒头……”他摆摆手：“小事，街坊们凑的，本来是给躲难的孩子吃的，先救急了。”我心里一阵发酸，把匕首递还给他：“这个还给您。”他却没接：“你拿着吧，现在这世道，有个家伙防身总好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了起来，插在腰上，用衣服盖住。“你接下来打算去哪？”沈书白问，“这一带不太平，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先去我一个朋友那里，他在城南开了个车厂，能给你找个地方住。”我眼睛一亮，车厂我熟，以前在人和车厂待过，有个落脚的地方总比四处漂泊强。“真的？那太谢谢您了！”我连忙说。沈书白笑了笑：“都是苦命人，互相帮衬罢了。我带你过去，顺便看看我那朋友。”
我拉着车，沈书白坐在车座上，往城南走。街上比刚才更乱了，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有的坐在路边乞讨，有的背着铺盖卷往城外逃。偶尔能看见穿西装的商人，急急忙忙地往银行跑，还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用围巾遮住脸，快步走过。“这北平，怕是要变天了。”沈书白叹了口气，“日本人在东北闹得厉害，听说最近又在华北增兵，迟早要打过来。”我没太听懂，只知道现在日子不好过，拉车越来越难。“沈先生，您说的日本人，真会打过来？”我问。他点点头，语气沉重：“迟早的事，现在政府只知道剿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们这些教书的，学生们，都在呼吁抗日，可根本没人听。”我哦了一声，没再说话——我不懂什么抗日，什么剿共，我只希望能安安稳稳地拉车，攒够钱，买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再娶个媳妇，过几天好日子。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到了城南的一个车厂。门口挂着“福顺车厂”的牌子，里面停着十几辆洋车，几个车夫正坐在门口抽烟聊天。一个穿黑布衫的中年男人，看见我们，笑着迎了出来：“书白，你怎么来了？稀客啊！”“老周，我给你带个人来。”沈书白从车上下来，指了指我，“这是祥子，拉车的好手，最近没地方去，你这儿能不能给他找个地方住？”老周打量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车：“行啊，都是拉车的，不容易。正好我这儿缺个晚上看车的，你要是愿意，就住这儿，管吃管住，每月给你两块法币，怎么样？”我赶紧点头：“愿意，愿意！谢谢您，周老板！”老周笑了：“谢书白吧，是他举荐你的。”我又谢了沈书白，他摆摆手：“好了，你先安顿下来，有什么事再找我。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就转身走了。
老周带我进了车厂后面的一个小杂院，里面有几间土坯房：“你就住这间吧，里面有张床，虽然破了点，能睡人。”我进去看了看，屋子不大，确实有张破床，还有一张小桌子。我把行李——其实就是一个布包，里面几件换洗衣服——放在床上，心里总算踏实了点。“祥子，你刚来，先歇会儿，晚上再帮我看车。”老周说，“中午饭在前面灶房吃，跟其他车夫一起。”我应了一声，送他出去。
中午，我到灶房吃饭，几个车夫围坐在一张大桌上，吃着糙米饭，就着咸菜。一个络腮胡的车夫，拍了拍我的肩膀：“新来的？叫祥子是吧？”我点点头：“是，以后请各位多关照。”他笑了：“好说，都是苦兄弟。我叫王六，在这儿待了三年了。”另一个瘦高个的车夫，叫李三，插话说：“祥子，你可得小心点，最近外面不太平，拉车的时候别往东边去，那边有兵，容易出事。”我想起早上的事，点点头：“知道了，谢谢李哥。”王六叹了口气：“唉，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以前拉车，虽然累点，好歹能攒点钱，现在呢？法币越来越不值钱，买个馒头都得好几块，再这么下去，饭都吃不上了。”李三也附和：“可不是嘛，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到时候别说拉车，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我没说话，埋头吃饭——我只希望能安安稳稳地在这儿待着，攒点钱，别出什么乱子。
下午，我拉着车出去试试生意。街上人不多，偶尔有客人，也都挑便宜的路走。拉了一个穿长衫的先生，去西城的一个茶馆，给了我五毛钱法币。我心里挺高兴，这五毛钱，够买两个馒头了。刚从茶馆出来，就看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在街上喊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旁边几个警察赶紧过去阻拦，把他们往路边推。一个学生不服气，还在喊，被警察一巴掌扇在脸上，嘴角流出血来。我赶紧拉着车躲开，心里有点害怕——这些学生，真是不怕死。
拉到傍晚，赚了一块多法币，我买了两个馒头，回到车厂。老周正在门口等我：“祥子，今天怎么样？”“还行，拉了几个客人。”我把馒头递给他一个，“周老板，您吃。”他接过，咬了一口：“不错，好好干，以后有你赚的。晚上你就睡在车厂门口的小屋里，别让小偷把车偷走了。”我应了一声，把车停好，进了小屋里。小屋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我躺在上面，想着今天发生的事——从城外到城里，遇到了沈书白，找到了车厂，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可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这北平城，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
半夜，我被一阵枪声惊醒。赶紧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只见东边的天空一片通红，枪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车厂的其他车夫也都醒了，围在门口议论纷纷。“怎么了？怎么回事？”王六紧张地问。老周皱着眉：“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刚才听人说，日本人在卢沟桥跟驻军开火了！”我心里一紧，想起沈书白白天说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李三慌了，“要不要逃出去？”老周摇摇头：“现在外面更乱，到处是兵，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先待在车厂里，看看情况再说。”大家都没说话，心里都慌得厉害。
过了约莫一个时辰，枪声渐渐稀疏了。一个车夫从外面跑回来，喘着气说：“不好了！日本人进城了！正在街上抓人呢！凡是反抗的，都被打死了！”大家都吓傻了，老周赶紧说：“快，把车都推进院子里，把门关上！别让日本人进来！”我们赶紧动手，把外面的车都推进院子，关上大门，用木杠顶住。我心里怦怦直跳，攥着腰上的匕首——这匕首，今天差点用来对付兵痞，没想到现在要用来对付日本人。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砸门声：“开门！快开门！”是日本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口音。老周示意我们别出声，躲在门后。砸门声越来越响，门板被砸得摇摇欲坠。“再不开门，我们就开枪了！”外面的日本人喊着，还放了一枪，子弹打在门板上，木屑飞溅。老周脸色苍白，对我们说：“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们肯定会破门而入的。祥子，你年轻，腿脚快，从后院翻墙出去，去找沈书白，让他想想办法！”我愣了一下：“那你们怎么办？”“别管我们，先出去报信！”老周推了我一把，“快！”
我点点头，往后院跑。后院有一道矮墙，我踩着一个木柴堆，翻了过去。外面一片漆黑，只能听见远处的枪声和喊叫声。我按照沈书白告诉我的地址，往他住的胡同跑。路上空无一人，偶尔能看见被烧毁的房屋，还有几具尸体躺在路边，吓得我赶紧加快脚步。
跑到沈书白住的胡同，看见他的屋子还亮着灯。我赶紧敲门：“沈先生！沈先生！快开门！”门开了，沈书白看见我，惊讶地问：“祥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日本人进城了！”我喘着气说，“车厂被日本人围住了，老周他们都在里面，您快想想办法！”沈书白脸色一变，赶紧进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箱子，打开，里面全是传单和一些小册子。“你等着，我去叫人！”他说，“我认识一些学生，还有几个进步青年，我们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能凑几十个人，手里有几支枪，或许能救他们出来！”我心里一喜：“真的？那太好了！”他点点头，从箱子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我：“你会用吗？”我摇摇头——我从来没摸过枪。“简单，扣扳机就行。”他教我怎么上膛，“跟着我，别害怕。”
他带我出了门，往胡同口走。不一会儿，就来了十几个年轻人，有的拿着枪，有的拿着大刀，还有的拿着木棍。“书白，怎么回事？”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福顺车厂被日本人围了，里面有十几个车夫，我们去救他们！”沈书白说，“大家小心点，日本人有枪，别硬拼。”大家点点头，跟着沈书白，往车厂的方向跑。
到了车厂门口，看见四个日本人正围着大门，用枪托砸门。沈书白做了个手势，让大家散开，从两边包抄。“打！”他喊了一声，率先开枪，打倒了一个日本人。其他年轻人也跟着开枪，扔石头。剩下的三个日本人慌了，赶紧还击。我躲在墙角，手里拿着枪，却不敢开——我怕打不准，反而伤到自己人。一个日本人朝我这边开枪，子弹擦着我的胳膊过去，火辣辣地疼。我急了，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不知道打没打中，只听见那边传来一声惨叫。
混乱中，老周他们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冲了出来。“快撤！”沈书白喊着，带头往西边跑。大家跟着他，一路跑，后面的日本人还在开枪，但没追上我们。跑了约莫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大家才停下来喘气。老周拉着沈书白的手：“书白，谢谢你，救了我们！”沈书白摇摇头：“都是应该的，现在日本人进城了，北平待不下去了。我们打算往南边去，跟大部队汇合，继续抗日。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老周看了看我们几个车夫，问：“南边？远不远？路上安全吗？”“不安全，但总比待在北平强。”沈书白说，“留在这儿，迟早会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或者打死。跟我们走，虽然苦点，但至少能为国家出点力。”
我心里犹豫了——我想拉车，想过安稳日子，可现在北平已经没有安稳日子了。日本人来了，我的车，我的家，都没了。我想起刚才那个被警察扇耳光的学生，想起沈书白说的“抗日”，突然觉得，我不能就这么逃着，我也得做点什么。“我跟你们走。”我开口说，“我虽然不会打仗，但我能拉车，能给大家送东西，还能探路。”老周愣了一下，笑了：“好小子，有种！那我们都跟你们走！”其他车夫也都点点头：“对，跟日本人拼了！”
沈书白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好！祥子，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也笑了，虽然胳膊还疼，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但我心里突然踏实了——我不再是那个只想着拉车攒钱的骆驼祥子了，我有了新的方向，有了一起往前冲的伙伴。夜色中，我们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朝着南边的方向走去。远处的北平城，还在燃烧，枪声不时传来，但我们的脚步，却越来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