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清晨，窗外的雨早就停了，但屋里的空气还是潮湿得能拧出水来。
我坐在床沿，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来自虚拟号码的“你不怕火烧吗”像个幽灵一样反复闪烁。
怕，当然怕。但我更怕不知道火源在哪里。
大脑深处的“检索库”瞬间被激活。
闭上眼，这一周以来所有骚扰电话的通话记录在脑海中铺开，像一张精密的Excel表格。
一共七次，全部来自不同的虚拟号段。
如果是普通人，只会觉得是遇到了执着的变态或者推销员。
但我看到了时间轴上的秩序。
第一次，上周二下午14:03，我在政务系统提交老宅初审材料，14:20电话响铃一声挂断。
第二次，上周四上午09:15，我帮王大爷查低保档案，09:32电话再次响起。
第三次……
每一次，都在我登录内网操作后的第17分钟。
17分钟，不是巧合，是数据包穿过镇级服务器、经过县级防火墙，最终触发某种预警脚本所需的延迟时间。
这根本不是什么蹲在草丛里的变态，这是一双长在系统里的眼睛。
有人给我的工号加了“关注”，只要我的账号在内网有一点动静，警报就会顺着网线爬到那个人的桌面上。
我把这些号码的归属地抛开，只看信号接入的基站节点。
建委信息科、供电所机房、档案馆。
这三个点在地图上连成了一个锐角三角形，而档案馆，就在那个最尖锐的顶角上。
原来鬼不在门外，鬼一直就在流程里。
既然你们喜欢看我在系统里挣扎，那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大的。
周一上午，我拿着一份早已打印好的《历史影像资料调取申请单》站在了服务大厅。
理由很正当：补充十栋老建筑的周边环境比对。
“调监控？”窗口的大姐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前几年的老硬盘早就满了，全移交到档案馆封存了，这会儿想找出来，比登天还难。”
“没事，我有时间。”我立刻递上第二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数字化支援任务增补申请》。
“既然硬盘都在档案馆，那我就申请去库房协助整理，顺便核对一下这十栋老屋的原始地理坐标，省得以后扯皮。”
大姐扫了一眼申请单上那个鲜红的“愿承担整理义务”的勾选框，大概是觉得来了个免费劳动力，二话没说就盖了章。
批复两小时后下来了：准许进入档案馆地下库房三天，每日限时两小时，且注明“涉密区域，严禁携带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
这正合我意。
进门前，我特意去了一趟商场厕所。
在隔间里，我把顾昭亭给的那枚纽扣录音器小心翼翼地别在内衣肩带的最内侧，然后套上一件领口很高的旧毛衣。
那毛衣有点扎人，正好能掩盖我不自然的僵硬。
档案馆的管理员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捧着保温杯看股票。
“林晚照，社区文保协理员。”我在登记簿上工整地写下名字。
他眼皮都没抬，随手扔给我一张临时门禁卡：“地下二层，b区。除了你要找的监控盘，别的东西少碰。现在的年轻人，手脚都不干净。”
我接过卡，顺从地点头。
就在他转身去接热水的瞬间，我的目光扫过了他凌乱的桌面。
一堆报纸下面，压着一张《重点地块清理进度表》的复印件。
虽然只露出半截，但那熟悉的表格格式我一眼就认出是建委的内部流转单。
而在“林家老宅”那一栏后面，多了一行潦草的手写红字备注：“471项目，待清档。”
471。
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是昨天我上传数据的系统流水号。
他们不是要拆房子，他们是要从根源上抹掉这房子的存在记录。
只要档案没了，房子就是一堆没有户口的烂木头，我想怎么保都保不住。
地下库房的铁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那种陈年纸张发酵出的霉味扑面而来。
这里安静得像坟墓，只有排风扇发出要死不活的嗡嗡声。
一排排铁架子高耸入云，像巨大的兽骨。
我没有急着去找监控硬盘，而是按照脑子里的坐标，径直走向了1985年至1995年的房产卷宗区。
那里是真正的“死人堆”。
我走得很慢，看似在随意浏览标签，实则大脑正在高速摄影。
“青溪镇东街14号”、“老纺织厂宿舍楼”……
突然，我的目光定格在几个特殊的档案盒上。
这七个档案盒的侧标颜色，比周围的都要深一度。
普通房产档案是浅黄色标签，代表“公开可查”；而这几个，贴的是暗灰色的条码。
根据档案法规定，这颜色代表“内部管控”。
我迅速记下上面的编号：G-1992-084、G-1994-102……
这些房子，正是之前老人在闲聊中提到的“半夜有黑车进出”的地方。
也就是“模型社”可能的据点。
为什么这几个普通的民宅，会被列为管控档案？
我趁着监控探头旋转到背面的死角，飞快地抽出一本，手指极其轻柔地翻开借阅记录卡。
记录卡只有寥寥几行，但每一行都让我后背发凉。
最近一次调阅时间：上周五，凌晨02:15。
经手人签名那一栏，只有一个潦草的字母：Z。
凌晨两点，谁会在这种阴森的地方看三十年前的房产证？
除非这里面藏着不能见光的秘密。
我不敢多留，手指在《危房鉴定规程》那本厚书的封皮夹层里，塞入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微型荧光便签。
那本书正对着头顶通风管道的检修口。
做完这一切，两个小时的时限只剩最后五分钟。
我跑到洗手间，借着冲水声的掩护，把内衣上的纽扣取下来。
手心里全是汗，那枚金属纽扣滑腻腻的。
我把它塞进右脚的鞋垫底下，那是除了内衣之外最不容易被安检仪扫到的地方。
走出档案馆大门时，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管理员还在看股票，根本没多看我一眼。
当晚回到老宅，我拉上所有窗帘，把那枚带着体温和鞋胶味的录音器连上电脑。
音频里大段大段都是排风扇的噪音和我的脚步声。
我耐心地拖动进度条，直到最后几分钟，也就是我去洗手间的那段时间。
波形图突然剧烈跳动了一下。
有人进来了。
“……那个姓林的女的走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带着点烟嗓。
“走了。就是个傻大胆，说是来找老监控的。”管理员的声音听起来很谄媚，“我都盯着呢，没让她碰那边的柜子。”
“盯紧点。”烟嗓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赵科说了，只要她敢碰83号柜，或者试图把里面的东西带出来一张纸，就直接启动应急销毁程序。”
“销毁？可是那里面的气体……”
“闭嘴。出了事有上面顶着，你只要看好门。”
录音戛然而止。
我盯着屏幕上静止的波形线，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
83号柜。
就在我刚刚塞入荧光便签的那排架子的正后方。
而他们说的“销毁”和“气体”，绝不是指简单的碎纸机。
那是某种物理层面的毁灭手段。
他们把这一片区域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雷区，而我，刚刚就在雷管旁边转了一圈。
窗外的夜色浓重得像化不开的墨。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拿起一支铅笔，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三长，两短。
这是顾昭亭教我的暗号。
他在上面，他在听。
但我不仅摸到了门缝，我还听到了门后面磨刀的声音。
周二上午，档案馆突然贴出了一张紧急通知，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因内部电路老化检修，全馆闭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