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尽职尽责地扮演着一张浸了水的灰色毯子，严丝合缝地笼罩在伦敦上空。
雨水嘛，自然也是套餐的一部分，没完没了地敲打着我的窗户，仿佛在为我日益焦躁的内心伴奏一支永无止境的进行曲。
时间这家伙，像是被哪个缺德鬼上了发条，精准又残酷地朝着两个方向狂奔——一头拴着汤姆即将到来的十一岁生日，另一头，则死死拽着遥远东方那片即将被血与火彻底洗礼的土地。
我的公寓，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微型的战略指挥中心——如果指挥中心的主要特征是“杂乱”和“弥漫着绝望咖啡因气息”的话。
各种地图和报纸堆得到处都是，关于远东局势的报道被我那红笔圈点得像是得了某种严重的皮肤病。
日本的野心？
那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可那些外交辞令还在玩着你猜我猜的游戏，真该建议他们直接改行写悬疑小说，保证畅销。
南京……这个名字像个该死的背景音，日夜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还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引线快烧到头的炸弹。
我知道那场灾难的大致轮廓，知道那惨绝人寰的戏码将在年底准时上演，可我呢？
一个远在万里之外，主要工作内容是编造浪漫邂逅和精心谋杀案的孤魂野鬼，能做什么？
难道给日本军部寄一本签名版《星尘下的誓言》，指望用爱情的魔力感化他们吗？
“回家”这个老掉牙的执念，从未如此刻般和另一种近乎绝望的责任感纠缠在一起，活像一对互相看不顺眼却又被迫绑定的难兄难弟。
如果我注定回不去了，那至少，至少得让我妈未来投胎的环境，能稍微像样那么一点点。
哪怕我这纯粹是螳臂当车，是杯水车薪，是……好吧，埃德蒙，承认吧，你就是在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自我安慰式的行为艺术。
于是，稿费如同找到了泄洪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隐秘姿态向外奔流。
我加大了匿名资助的力度，试图找到并支持更多的抵抗力量或人道救援组织——天知道我的钱最后会不会变成某个军阀的雪茄。
同时，我利用“E. t. 先生”这个日渐响亮的名头，感谢广大推理迷的厚爱，以“对远东历史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作家”身份，混迹于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沙龙，试图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南京地区引。
我甚至还匿名给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社寄去了“分析报告”，用尽可能严谨、客观的口吻，推断日军可能采取的极端行动，暗示南京极有可能成为目标，呼吁国际社会提前做点人事。
这些操作风险极高，每次寄出那些信，我都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表演高空蹦极。
沃波尔那双仿佛能看透灵魂的眼睛，像幽灵一样在我潜意识里买了房，天天蹲着。我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尤其是来自那个隐藏世界的。
但另一种更强烈的焦灼推着我往前走——万一呢？
万一哪个记者脑子一热提前去了，万一舆论多了点水花，就能像蝴蝶效应一样，稍微改变点什么呢？
这念头，和我奢望“魔法能带我回家”一样虚妄，但好歹算根稻草，能让我在面对稿纸和数学公式之外，感觉自己还在扑腾，没完全沉下去。
这种状态，自然完美地体现在了我的日常生活中。
“埃尔，”
亚瑟放下手中的茶杯，担忧地看着我。我们在我那堪比资料回收站的公寓里，窗外是永不疲倦的淅沥雨声。
他今天过来本是讨论一些拉丁语翻译的问题，却被我书房里那堆能埋进一个人的远东地图和剪报惊到了。
“你最近……有点不对劲。是写作遇到瓶颈了？还是数学研究太耗神？”
我猛地回过神，意识到自己刚才又对着窗外的雨幕进行了一番深刻的灵魂出窍。
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感觉脸上的肌肉像是在抗议加班。
“没什么，只是……最近睡眠质量‘好’到能与伦敦的天气媲美。”
亚瑟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推了推眼镜，那双总是充满温和求知欲的眼睛里，此刻盛满了货真价实的忧虑。
“你瘦了很多。而且，我感觉你心里装着很重的事情。从去年开始，你就有些……不一样了。”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埃德蒙，请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他的关心像一股暖流，差点就冲垮了我内心那豆腐渣工程般的堤坝。
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想把一切都倒出来——我的来历，我的恐惧，我对那个遥远国度的无能为力，还有对汤姆身上那非人力量的忧虑。
这沉重的秘密快把我压成压缩饼干了。
但理智迅速回笼，并给了我一巴掌。醒醒，埃德蒙！
你不能把他也拖进这趟浑水！
先不说他会不会把我当成精神病院的在逃患者，光是涉及到汤姆和沃波尔代表的那个危险世界，就足以让我闭紧嘴巴。
“真的没什么，亚瑟。”
我垂下眼睑，避开他x光般的目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感觉像是在抚摸我仅存的良心。
“只是……有些关于未来的焦虑。你知道的，世界局势不太平，写小说的也得紧跟时事，不然容易被读者寄刀片。”
“因为远东的事情？”
亚瑟看向我桌上那些仿佛刚被台风袭击过的地图，“你似乎对此格外关注。”
“啊，这个嘛，职业习惯，收集素材，都是素材。”
我轻描淡写地试图转移话题，“虚构的故事需要现实的骨架支撑，越惨烈越真实，对吧？”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膈应。
亚瑟沉默了片刻，没有再追问。
他是个体贴的朋友，懂得尊重界限。
但他离开时，背影似乎带着一丝未被完全说服的落寞。
我感到一阵熟悉的愧疚。
利用“写作素材”作为借口，玷污这份纯粹的友谊，埃德蒙，你可真行。
周末去看汤姆时，这种紧绷感也未能缓解。
他快十一岁了，个子窜高了不少，少年人的轮廓开始取代孩童的圆润，像一株在阴暗角落里悄然生长的植物。
那双黑眼睛里的东西也愈发复杂，不再是单纯的依赖或模仿，多了些我越来越难以解码的深沉。
他依旧叫我“哥哥”，依旧会在我到来时，放下手中的书本（现在已不仅仅是逻辑学，还包括了一些我偷偷带给他的、更为深奥的哲学和历史书籍），但那种无形的、仿佛在衡量一切的距离感，正在悄然滋生，像一层透明的冰壳。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心不在焉。
“哥哥，”
他坐在我对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张仿佛承载了整个世界重量的简陋木桌，上面摊开着他学校的功课，“你最近很忙。”
“嗯。”
我揉了揉眉心，试图驱散连日熬夜带来的、堪比宿醉的疲惫，“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处理一些明知道可能徒劳却不得不做的傻事。
“是关于钱的问题吗？”
他问得直接，语气平静无波，“还是那个总来找你的‘学者’？”
这小子的记性好得令人害怕。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沃波尔只在我租住公寓附近出现过一次，恰好被来给我送落下的书的汤姆撞见。
我当时只含糊地介绍是一位“对古代神话感兴趣的学者”。
看来下次编借口得打个草稿。
“都不是。”
我迅速否认，不想让他过多接触沃波尔相关的一切，“只是一些个人的琐事。”比如思考如何拯救世界之类的“小事”。
汤姆看着我，没有说话。
他那过于专注的凝视，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错觉。
他似乎能嗅到我身上散发出的焦虑和秘密的混合气味。
这感觉糟透了，仿佛我才是那个被研究的对象，随时可能被他写进什么《异常行为观察报告》里。
“如果有什么麻烦，”
他最后轻轻地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硬，“我可以处理。”
这句话让我背脊瞬间窜起一股寒意，直达天灵盖。
我立刻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汤姆，记住我的话。绝对，绝对不要轻易使用你的‘那种能力’。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在任何你不确定后果的情况下。明白吗？”
我可不想哪天去精神病院接你，或者更糟，人体实验研究所。
他迎上我的目光，没有退缩，也没有点头。
半晌，才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近乎无表情的弧度。“我明白，哥哥。你说过，那是我们的秘密。”
“是的，秘密。”
我重复道，心脏却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像在敲一面破鼓。
我们的秘密。
这词汇此刻听起来如此脆弱，像一层覆盖在深不见底暗流之上的薄冰，而我正穿着沉重的靴子在上面蹦跶。
随着夏天的气息逐渐浓郁，伦敦的天气偶尔会施舍般地放晴，我的内心却愈发晦暗。
对南京的忧虑像不断升高的水位，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寄出的信件和款项大多如同石沉大海，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远东的零星报道，也大多是些隔靴搔痒的外交辞令，或者对日本行动的模糊猜测。
这帮家伙的洞察力还不如我家楼下的流浪猫。
无力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期待，或者说，是长期投资终于可能看到回报的忐忑，也开始在心底滋生。
汤姆的十一岁生日就在冬天。
按照沃波尔册子里那些语焉不详的提示，以及我对汤姆特殊性的了解，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让玩具在天花板上开派对，那个隐藏的世界，没道理对他这颗明显不同寻常的“种子”视而不见。
那封传说中的录取通知书，或许是我真正窥见那个世界、寻找“回家”可能性的第一个实质性台阶——哪怕这个台阶可能通向的是另一个坑。
这种矛盾的撕扯几乎将我分裂。
一边是注定发生的、我无力阻止的巨大历史悲剧；一边是可能带来希望、却也伴随着未知危险的超自然入口。
我像个被迫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头是绝望的深谷，另一头是虚妄的云端，脚下是根细得可怜的绳子。
七月底的一个周二，天气难得地晴朗，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仿佛在刻意嘲讽我内心的阴霾。
我正在公寓里，对着一份试图描述南京地理重要性和潜在风险、却最终因为“缺乏确凿证据”，多么熟悉的借口，而被报社退回的稿件发呆，窗外的阳光晃得我眼睛发疼。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特别的敲击声传来。
不是敲门声。
是来自窗户。
我抬起头，看见一只灰林鸮，正用它那看起来就很有力的喙，不紧不慢、极有节奏感地敲打着我的玻璃窗。
它的腿上，绑着一个略显厚重的羊皮纸信封。
我的呼吸骤然停滞。
几秒钟，或许更久，我的目光越过书桌，投向窗外那只耐心等待的猫头鹰，以及它带来的那封注定要改变许多东西的信。
它终于来了。
我的“钥匙”，或者说，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邀请函，总算送货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