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子！”张天利嗓门洪亮，一把抱住我，“可算找到你了！”
我看到他也十分意外和惊喜：“天利？怎么是你亲自来了？我还以为村里会汇款过来。”
张天利笑道：“嗨！李书记说了，这么大一笔钱，汇款手续麻烦还不保险，让我亲自跑一趟，踏实！再说，我也正好来看看你，顺便……嘿嘿，见识见识这首都的大学是啥样！”
他打量着气派的清华校门，眼神里充满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和高等学府最纯粹的敬畏与向往。
我看着张天利那被风吹日晒显得黝黑粗糙的脸庞，以及眼中难以掩饰的兴奋与好奇，心中一阵暖流涌过。
“走，天利，我带你逛逛我们学校！”我暂时忘却了考试失利的郁闷，接过张天利手里那个沉甸甸的土布包袱，热情地揽着他的肩膀往校园里走。
走在清华园宽阔的道路上，看着一栋栋颇具年代感的红砖教学楼，张天利像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看什么都新鲜。
“嚯！这楼真气派！”
“这路真宽，能并排走好几辆马车！”
“这么多自行车！都是学生们的？”
我耐心地给他介绍着，心里却不由得对比起后世的大学校园，那种时空交错感再次袭来。
逛得差不多了，我提议：“天利，走，我请你下馆子，咱们去校外吃点好的。”
没想到张天利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外头馆子有啥好吃的，又贵还不实惠。我听说你们大学食堂的伙食不错？就在食堂吃！让我也尝尝这大学生天天吃的饭是啥滋味！”
我愣了一下，看着张天利眼中那种不容置疑的、对“大学食堂”这份象征意义的执着，我瞬间明白了。张天利这辈人，或许是被时代耽误了的一代，他们对知识、对大学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拜。在他们看来，能在大学食堂吃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经历，一种荣耀。
理解到这一层，我心里有些发酸，又有些感动。我不再坚持，重重地点点头：“好！那咱就在食堂吃！让你尝尝我们清华的伙食！”
清华食堂里，人声鼎沸。我用饭票打了几个相对不错的菜：一份红烧肉，一份白菜豆腐，还有几个白面馒头。张天利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仿佛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一边吃，一边迫不及待地向我汇报着韩家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子，你是没见着啊！咱们队部按照你画的那些图，整修得那叫一个气派！坐北朝南，起了两层的楼房！亮堂得很！”张天利说得眉飞色舞，用手比划着，“东边是单层的展览馆，玻璃窗，明晃晃的！西边是会议室，能坐下全生产队的人！”
我听着，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当初结合后世新农村建设理念画出的那些规划图，没想到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亲们硬是靠着肩挑手扛，把它们变成了现实。
“二层设置了资料室和几间宿舍，一层就跟公社一样，分了各个科室。”张天利继续兴奋地说着，“还有你规划的学校和卫生所，也都建起来了！所有的公共设施预留地，都按照你的意思，开始平整了！李书记说了，保证春耕前，把这些都弄利索！”
听着张天利描绘着村庄的蓝图一步步实现，我胸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和成就感。这是我利用超前知识，真正为这个时代、为那些朴实的乡亲们带来的改变！这种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建设性”，远比在考卷上答对几个经济学名词更让我满足。
这顿饭，吃得格外酣畅淋漓。饭后，张天利说正好回北京了回家一趟，我一拍脑门，差点忘记了张天利是纯正的北京人，分别后这才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关上宿舍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里面赫然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纸币！
第二套人民币1953版工农像10元，发行时间为1957年12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为1964年4月15日。字冠为三位字冠，七位号码。票面尺寸为210mm*85mm。正面主景为工农联盟的图案，背面主景为国徽、“中国人民银行拾元”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四种图案。正面主色为黑色，背面主色为黑色。印刷工艺为：胶印四色和凹印二色。
我仔细数了数，整整860张！也就是8600元钱！这在1964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二十年的工资！布包里除了钱，还有一小罐张婶亲手做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辣酱，以及一封李书记亲笔写的信。
我展开信纸，李书记那熟悉的、略带潦草却力透纸背的字迹映入眼帘。信中除了关切地询问走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再次郑重感谢我为韩家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详细说明了这笔钱是我应得的分红预支，让我放心用。信的末尾，李书记还提到，村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学习，不用挂念。
看着信，摸着带着家乡味道的辣酱罐，再看着眼前这一大摞纸币，我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这是一种被信任、被需要、被牵挂的温暖。这种来自“家”的情感支撑，比我淘换到的金条，比可能到来的财富，更让他觉得踏实和珍贵。
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揣着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再次来到了那片僻静的小树林。我将一张折叠好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老槐树的树洞里。
纸条上只有简短的八个字，却透露着紧迫感和巨大的商机：
【物资紧张，请速定】
清晨，清华大学考场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我坐在硬木椅子上，对着眼前那份《经济思想史》的试卷，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油印的试卷散发着淡淡的墨臭，上面的字迹在我眼里逐渐扭曲、变形，成了我最熟悉的“敌人”。
‘完了，芭比q了。’ 一个极具后世特色的哀嚎在我脑中响起。‘魁奈的《经济表》循环流程？我只看懂了“农业是基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我大概知道是“各国要扬长避短搞贸易”……可这用六十年代学术语言论述并批判吸收？杀了我吧！’ 我感觉自己的现代思维与这套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学科体系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不是知识储备问题，而是思维范式和研究话语体系的根本冲突。
我咬着笔杆，搜肠刮肚，努力将林雪晴划的重点和自己那点来自后世财经博主零碎知识拼凑在一起。答卷上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连我自己看着都心虚。旁边的同学都在奋笔疾书，只有我，感觉时间过得格外缓慢，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交卷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如同听到了赦令，又如同听到了丧钟。
果然，成绩公布得很快。两天后，韩浩在成绩公告栏最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刺眼的红色数字——47分。鲜红得像是某种判决。
尽管早有预感，但亲眼看到不及格的分数，我的心还是猛地沉了下去。重生以来的顺风顺水，文艺团的小成功，商业交易的暗度陈仓，在这一刻仿佛都被这个红色的数字无情地嘲笑了。一种混合着羞耻、无奈和一丝荒诞的情绪攫住了我。‘想我堂堂一个经历过信息爆炸时代、看过无数商业案例，居然折在了老祖宗的经济思想上？’
我正对着成绩单发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浩哥……”
是林雪晴。她显然也看到了成绩，脸上写满了担忧，还有一丝“我明明那么努力教你了你怎么还是没考好”的委屈。
我转过身，努力想挤出一个无所谓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雪晴老师……我……我给你丢人了。”
林雪晴看着我这副样子，原本想说的几句埋怨话瞬间咽了回去，只剩下心疼。她走上前，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声音柔和了许多：“一次考试而已，代表不了什么。你……你别太难过了。”
看着林雪晴清澈眼眸里纯粹的关心，我忽然觉得，挂科似乎也没那么难以接受了。我深吸一口气，重新挺直了腰板，那股来自后世的混不吝和自信又回来了几分：
“没事！挂科而已，天塌不下来！”我大手一挥，仿佛在挥散晦气，“雪晴，你信不信？就这《经济思想史》里讲的东西，未来几十年会被颠覆、被重构无数次！我们现在学的，很多都是……嗯，‘古典版’的。真正厉害的经济运作，在市场里，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在能把一个村子、一个地区带动起来的实际项目里！”
我这话说得有点“大逆不道”，带着超越时代的狂妄。林雪晴听得似懂非懂，但被我眼中重新燃起的光彩所吸引。她嗔怪地瞪我一眼：“就你会狡辩！理论知识不扎实，以后怎么指导实践？”
“实践出真知啊，同志！”我笑嘻嘻地，又开始不着调，“你看我给韩家村画的那些图，不比这试卷上的理论实在？等哪天我带你回去看看，你就明白了，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又胡说！”林雪晴被我逗笑了，心里的那点小郁闷也烟消云散，“那你接下来怎么办？挂科要补考的。”
“补考就补考呗，”我耸耸肩，“有你这个学霸在，我还怕啥？下次你继续给我开小灶，我保证，绝对认真听讲，绝不走神想……嗯，想别的。”我差点顺嘴说出“想金条”，赶紧刹住车。
两人的互动引得旁边路过的同学侧目。一个挂科了还如此“嚣张”，一个负责安慰却又被带偏，构成了一幅有趣的画面。林雪晴看着我重新振作起来，心里也松了口气。
处理完挂科的“后遗症”，我的心思立刻活络起来。怀里揣着巨款，就像揣着一团火，烧得我坐立不安。8600元，在这个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的年代，目标太大了，放在宿舍绝对不安全。
我立刻想到了路老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趁路老师去泡茶的功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用油纸包好的六根“大黄鱼”（包括之前交易所得），巧妙地塞进了那件旧军大衣内衬一个不起眼的破口里。做完这一切，我面色如常地和路老师谈笑风生，心里却为自己的“特工”行动暗自得意。自己之前可以明着告诉他，当面把哪些钱财放在大衣里，那是因为钱少没必要，路老师虽然救济家庭困苦的同学，家庭拮据但路老师还看不上那点钱。现在不一样了，我之前定的目标是十根大黄鱼，现在快差不多了，但距离我离开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这么多我难免要小心，考验人性看的是摆在你面前的利益有多大。
从路老师家出来，我感觉一身轻松。
我信步走在北京的街头，感受着六十年代首都特有的氛围。街上行人大多穿着蓝、灰、绿为主的棉布衣服，面色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与坚韧。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偶尔有红色的公交车喘着粗气驶过。墙壁上刷着充满时代特色的标语。
我不知不觉走到了王府井大街附近。
【王府井大街】
历史沿革与地位： 王府井大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全长约1.8公里，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被誉为“金街”。其得名源于明清时期此地遍布王府、官邸以及一口甜水井。从清末民初开始，这里就商铺林立，汇聚了大量老字号，成为北京商业繁荣的象征。
· 六十年代风貌： 王府井大街虽不及后世那般繁华摩登，但依然是北京最热闹、商品最齐全的商业中心之一。着名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当时已建成开业）是绝对的标志性建筑，楼体方正，透着苏式建筑的厚重与实用主义风格。街上还有东安市场（现已改造为北京apm）、中国照相馆、四联美发店等一批知名老店。那时这里没有琳琅满目的国际品牌，更多的是布匹、服装、日用百货、文具、食品等国营商店，橱窗陈列相对简单，却承载了一代北京人关于物质生活的集体记忆。
· 特色与变迁： 行走在此时的王府井，能听到此起彼伏的京片子，能看到穿着棉猴、提着网兜购物的人群，能闻到从食品店里飘出的混合着糖果、点心和北方干燥空气的特殊气味。它凝聚了北京的地域文化，大气、包容，既有着帝都的沉稳，又不失市井的鲜活。直到后世，它历经多次改造，依然是最能体现北京商业文化与历史变迁的窗口之一。
我在街上逛着，目光扫过那些略显单调的橱窗，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对比着后世那些成功的商业案例和营销模式。‘消费券？满减？会员制？社群运营？……不行，时代限制太大，政策风险更高。’ 我苦笑着摇摇头。
同时，我也没有忘记与“黑衣人”的联系。那天之后，我又去了一次小树林。树洞里的纸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块用石头压着的、画着特殊符号的木片。
看到这个代表“收到，尽快安排”的暗号，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我知道，新的交易机会很快就要来了。这种在规则边缘游走、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资本原始积累的刺激感，让我暂时忘却了学业的烦恼，全身心投入到这场跨越时代的“商业游戏”中。
几天后的傍晚，我约林雪晴在北海公园散步。
夕阳的余晖洒在冰面上，反射出金色的光芒。我和林雪晴沿着湖岸慢慢走着。
“浩哥，”林雪晴看着远处滑冰的人们，轻声问，“你以后……到底想做什么呢？我感觉，你好像对专业课，并不是真的很上心。” 她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好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
我停下脚步，看着身边这个女孩。夕阳给她精致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格外动人。我心中一动，那些准备好的敷衍话都咽了回去，决定说点真实的。
“雪晴，”我看着她，眼神认真，“我觉得，知识很重要，但把知识用活，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价值，更重要。我不想只做一个埋首故纸堆的书生，我想做点……能改变身边人生活，甚至，或许能推动一点点社会进步的事情。” 我指了指结冰的湖面，“就像这北海，看起来很平静，但冰层下面，水是流动的。时代也一样，看似凝固，其实一直在变。我想做的，就是顺应甚至提前一点点感知到那种变化，然后做点准备。”
这番话，带着远超我年龄的成熟和洞察，让林雪晴微微怔住。
我趁热打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锦盒，递给林雪晴：“送你的。”
林雪晴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崭新的、上海牌的女式钢笔，笔帽上还刻着一个细小的“晴”字。
“这是……”她惊讶地抬起头。
“补课费，外加……新年礼物。”我笑得有点坏，又有点紧张，“希望用这支笔，你能写出更漂亮的笔记，将来……或许也能帮我写写发展规划书什么的。”
这话里的暗示，让林雪晴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握着那支带着体温的钢笔，心里像揣了只小鹿，砰砰直跳。
她没有拒绝，小心翼翼地合上锦盒，紧紧握在手心，低下头，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说：“谢谢……我，我很喜欢。”
这一刻，冰面的反光，夕阳的暖色，少女的娇羞，和青年眼中闪烁的雄心与情意，交织成了一幅跨越六十年的美好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