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反应极快立刻上前，脸上堆起笑容，用上海话解释：“同志，你好！阿拉（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我们是山西韩家村来的出差学习小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他迅速掏出那张皱巴巴但至关重要的介绍信。
“这些，”王波指着空篮子，语气诚恳，“是俺们村里的土特产，带来给上海的朋友、亲戚尝尝鲜的，顺便了解一下上海同胞的口味，改进俺们自己的生产。这不，刚送完，准备回去了。”
那管理员接过介绍信，仔细看了看，又狐疑地打量我们：“送人？我刚才好像看到你们收钱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韩瑞鑫的脸都白了。
就在这时，之前那个买了十个枣夹核桃的老克勒，不知为何又转了回来，看到这场面，竟然主动上前，用带着权威口吻的上海话对管理员说：“哎呦，小陈啊，搞啥名堂经啦？这几个小年轻我晓得，山西来的同志，人家这是搞城乡交流，促进生产！他们那个枣夹核桃，我尝过了，味道蛮正！比有些国营店的东西都扎足（实在）！你不要吓唬人家嘛！”
那管理员“小陈”显然认识这位老克勒，态度立刻缓和了不少：“王老师，是侬啊……他们真是……”
“当然是真的！”老克勒“王老师”一摆手，“介绍信不是在这里嘛！人家是正经单位出来学习的！有点土特产交流，很正常嘛！现在不是鼓励工农结合，城乡互助嘛！”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给了管理员台阶，又给我们解了围。
管理员“小陈”把介绍信还给王波，语气缓和了：“既然是出差学习，就不要搞这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举动。要注意影响！”
“是是是，谢谢同志！谢谢王老师！”我们连连道谢，后背都惊出了一层冷汗。
老克勒“王老师”朝我们眨了眨眼，背着手，优哉游哉地走了。
大家沉默着，或倚或坐，目光大多失神地望着窗外浑浊的江水。刚刚赚到钱的喜悦，早已被市场管理员那严肃的面孔和一连串诘问冲击得七零八落。
李晋生：“浩哥，今天这事儿……太悬了。光有产品，这销售渠道，真真是个雷啊！今天运气好，有那位王老师解围，下次呢？总不能次次都指望贵人相助吧？”
他的话，像一根针，戳破了大家勉强维持的平静。韩瑞鑫猛地抬起头，脸上还残留着之前的苍白，他用力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懊恼地说：“可不是嘛！差点就被当投机倒把抓了！这上海的钱，看着好赚，可这规矩也太多了，一不小心就踩雷！
看着队员们一张张写满沮丧和迷茫的脸，我知道，此刻我必须站出来，将这次危机转化为契机。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脸上浮现出不是假装，而是真正看透局势后的从容微笑。
“晋生哥，瑞鑫，你们说得对，但也说得不全对。”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瞬间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今天这事儿，不是坏事，是好事！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宝贵一课！”
“好事？”韩瑞鑫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
“对，好事！”我斩钉截铁地重复，目光扫过每一张困惑的脸，“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在上海，或者说在任何地方，想正经做事，光有小聪明和一股子蛮劲不行，必须懂规矩，更要会利用规矩！个人零散销售，风险太大，如同火中取栗，绝非长久之计。”
王波反应最快，立刻追问：“浩哥，那依你看，咱们该怎么办？这生意……不做了？”
“做！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大，更安全！”我斩钉截铁，随即抛出了一个对他们而言颇为新奇的概念，“我们需要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白手套’。”
“‘白手套’？”这个词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连一向沉稳的李晋生也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我耐心解释道：“简单说，就是找一个本地的、有正式身份、合法经营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合作。比如，街道办的合作社、知青商店，或者……就像今天帮我们解围的那位王老师那样，在本地有威望、有人脉、说话管用的人。”
我顿了顿，让他们消化一下，然后继续勾勒蓝图：“由他们出面，负责销售，应付检查，处理一切台前的事情。而我们，”我指了指自己和所有队员，“就发挥我们的优势，躲在后面，专心负责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质量把控，当好幕后的‘供应商’！到时候，利润按谈好的比例分成！”
“供应商？”王波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被点燃的火焰，“浩哥！我明白了！咱们出技术、出产品，他们出渠道、出身份！这就叫……叫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没错！”我赞赏地看了王波一眼，这小子的商业嗅觉确实灵敏，“这样一来，我们规避了最大的政策风险，还能借助本地力量，更快地打开市场！这条路，虽然前期沟通可能会麻烦点，但一旦走通，就是阳光大道！”
我这番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极具前瞻性的构想，如同一阵强劲的东风，瞬间吹散了笼罩在团队心头的乌云。刚刚还垂头丧气的年轻人们，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而且比之前更加明亮、更加坚定。一种从“散兵游勇”到“正规军”的升华感，在每个人心中悄然滋生。
带着这份重新凝聚的斗志和清晰的思路，第二天，我们正式开启了此次上海之行的核心任务——前往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寻求官方层面的支持。
商业局的办公大楼气派而肃穆，花岗岩的门柱、宽阔的台阶以及门口站得笔挺、表情严肃的卫兵，都透出一种无形的威压。韩瑞鑫等人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神情变得拘谨起来。我作为领队，深吸一口气，镇定地上前出示介绍信，向门卫说明来意。
经过传达室的电话沟通和一番等待，我们被引到了一间陈设简单、挂着茅先生像的接待室。白色的墙壁、绿色的墙围、深色的木质桌椅，处处透着体制内的庄严与秩序。我们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这期间，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墙壁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以及彼此有些紧张的呼吸声。
终于，门被推开，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姓王，是负责相关业务的科长。
王科长接过我们的介绍信和公社报告，看得非常仔细。我则条理清晰地将韩家村发展副业的背景、对上海市场的观察学习，以及我们希望能获得小型食品加工机械支持的请求，一一做了陈述。
听完我的陈述，王科长将材料轻轻放在桌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官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韩浩同志啊，你们韩家村积极发展副业，搞活集体经济，这个出发点是好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他话锋一转，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你们需要的这种小型食品加工机械，比如手摇切片机、简易灌肠设备这些，现在的指标非常非常紧张。国家的计划，首先要保证的是各大国营工厂、重点项目的生产任务。你们社队企业……这个排位，很靠后啊。实在是，爱莫能助。”
这番话，虽然客气，但那堵无形的、名为“计划指标”的高墙，已经清晰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大家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韩瑞鑫更是急得嘴唇动了动，差点就要开口争辩。
我悄悄用眼神制止了他。我知道，在这种场合，硬碰硬只会把事情搞砸。我必须展现出我们的价值，而不仅仅是诉求。
我上前一步，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保持恭敬，但话语内容却经过了精心打磨：“王科长，您的难处我们非常理解，国家确实有国家的统筹安排。我们这次来，除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可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怀着学习的心态，来感受上海先进的工商业氛围，寻找能为我们农村所用的经验。”
我观察到王科长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回应，便继续加大力度：“我们韩家村别的没有，就是盛产优质的山核桃和大红枣。但过去，我们只会粗加工，卖原料，价值很低。这次我们来上海，仔细观察了市场，发现同样是我们那里的核桃、红枣，一旦经过精心的包装，或者做成更便捷的零食，在市场上就很受市民欢迎，价格也能上去不少。”
我适时地引入了“附加值”这个概念，并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也就是说，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我们通过改进样子、提升口味、方便携带，就能让它变得更值钱，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这不仅能让我们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也能更好地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提供高品质的农副产品，这本身，不也是响应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搞好城乡互助的号召吗？”
王科长推了推眼镜，再次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我这个年轻的农村干部，嘴里说出的“附加值”、“市场需求”、“品牌化”这些词，虽然听起来新鲜，但结合上海市场的实际情况，又显得非常有道理。这完全超出了他对农村干部的固有印象。
“哦？”王科长的语气明显发生了变化，带着一丝探究的兴趣，“韩浩同志，看来你们是做了不少功课。那你们……有什么更具体的想法吗？”
机会来了！我心中一动，立刻将我们团队观察、思考的成果，结合后世的一些理念，小心翼翼地抛了出来：“我们初步有几个不成熟的想法。第一就是学习上海商品在包装上的讲究，统一、干净、印上标识，提升‘卖相’。第二，如果能获得哪怕是小型、二手的烘烤设备，我们就可以尝试开发像核桃酥、枣泥糕这类更容易保存和运输的深加工产品。”
我顿了顿，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合作设想：“另外，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像上海这样的大食品厂，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不符合大厂严格标准的‘次品’原料，或者是一些边角料。这些材料对国营大厂来说，处理起来可能是个负担，但如果能有机会，通过组织渠道，计划外调拨一部分给我们这样的社队企业，我们非常愿意承接过来，进行二次加工，变废为宝。这既能减少国有资产的损耗，也能为我们农村工业提供宝贵的原始积累。”
我这番话，巧妙地避开了直接争夺稀缺“机械指标”的锋芒，转而从“资源互补”、“提升价值链”、“为国营厂解决负担”的角度切入，描绘了一幅城乡双赢的美好图景。
王科长听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思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态度比之前务实了许多：“嗯……韩浩同志，你们的这些想法……很有启发性，也确实是从实际出发。这样吧，你们的报告就先留在我这里，我需要找时间向局领导详细汇报一下这个新思路。同时，可能也需要和轻工局、相关的食品厂沟通协调。你们留一个临时的联系方式，一有消息，我这边会尽快通知你们。”
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承诺，但“向领导汇报”、“与其他部门沟通”，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展！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被一棍子打死，而是在这堵厚厚的计划墙上，撬开了一丝微小的缝隙！
从商业局那气派却令人压抑的大楼里出来，重回南京路喧嚣的人流中，大家都有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但心情依旧复杂。
“浩哥，这……这不还是等于没说嘛？等通知，等到猴年马月去？”韩瑞鑫忍不住嘟囔，脸上写满了不确定。
我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所有队员，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用力拍了拍韩瑞鑫的肩膀：“瑞鑫，你看问题要看本质！今天，我们不是失败了，而是取得了战略性的进展！你想想，如果我们一上来就哭穷、就要机器，王科长会耐着性子听我们说这么多？会把我们的报告‘放在心上’，甚至愿意为了我们去‘协调其他部门’吗？”
我环视众人，声音提高了几分，充满感染力：“不会！他大概率会用官话直接把我们打发走！但现在，我们提出的‘资源互补’、‘城乡共赢’的新思路，让他看到了价值，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就是我们打赢的第一仗！是用脑子赢来的！”
我充满激情的解读，像一把火，再次点燃了大家的斗志。失败的阴霾被彻底驱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在做一件前所未有之事”的使命感和兴奋感。
“同志们！”我趁热打铁，开始部署下一步行动，“官方渠道需要等待，但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现在，按照第二套方案，分头行动，收集一切可能有用的信息！”
我的指令清晰而果断：“王波！你带上晋生哥和韩东青，发挥你的语言优势，去火车站、十六铺码头附近那些五金交电门市部转转，重点是打听有没有处理品、积压品或者非标准的小工具、小零件，把所有型号、价格、是否需要票证都详细记下来！”
“瑞鑫！韩东！建军！你们三个跟我一组，我们再去食品厂和周边的合作社转转，看能不能再遇到像陈主任那样的贵人，或者跟下班的工人师傅搭上话，了解更多厂里的实际情况！”
“爱国，晓梅！”我看向队伍里比较文静和细心的两人，“你们留守旅社，一个重要任务，是把我们出发以来所有的观察记录、谈话要点、商品信息，分门别类，清晰地整理出来。特别是今天王科长的话和我们的分析，要重点标注！另外，后勤伙食也交给你们了！”
“保证完成任务！”孙晓梅抬起头，干净利落地应道，眼神专注而认真，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直接接过记录本，开始在心里规划整理方案。她的这种可靠，让人格外安心。
我带着韩瑞鑫几人，再次来到上海国营食品厂大门外。我们没有贸然进厂，而是在周边的职工合作社和一些小店转悠。我特别注意观察货架上的商品流动和顾客的购买习惯。
在一个合作社的柜台，我发现了一种新推出的、用简易油纸包装的“果仁饼干”，看包装和品相，应该不是食品厂的主打产品。
“同志，麻烦问一下，这饼干……能尝尝味道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我后世逛超市、面对新品时形成的习惯。
那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闻言像看怪物一样上下打量着我，语气带着十足的诧异和不满：“尝尝？你这小同志真会开玩笑！商品是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随便尝？坏了、脏了算谁的？要买就买，不买别妨碍后面的人！”
韩瑞鑫几人顿时臊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这才猛然惊醒，意识到自己犯了“时代错误”，连忙赔着笑脸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同志，我是外地来的，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您别见怪。”我赶紧掏出钱和粮票，“那我买两包，买两包。”
走出合作社，几人都长出了一口气。韩瑞鑫摸着后脑勺，心有余悸：“浩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拆开一包饼干，分给大家：“来，算是交学费了。咱们自己内部‘调研’，好好尝尝，这上海的饼干，和咱们老家的硬面饼子，到底有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