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记和赵炳文等人围了上来，关切地问：“浩娃子，省里怎么说？会议时间定了？”
我缓缓放下电话，我看向围拢过来的伙伴们…
“定了。”我声音有些沙哑，将冯局长电话里关于协调会时间地点（下周三，地区商业局小会议室）的信息先说了出来。
“但是，这次我们的对手，换人了。红星厂来的，是他们的副厂长，叫罗永年。”我刻意放缓语速，让每个字都清晰无比，“冯局长特意提醒，这个人，是块硬骨头。”
我复述着冯局长的评价：“技术工人出身，业务强，但性格固执，认死理。最关键的是，他极其擅长钻营政策条文，善于扣帽子，上纲上线。”
随着我的叙述，赵炳文等人的脸色越来越白。当我说到罗永年指责我们“人为设置技术壁垒”、“搞变相的技术垄断，带有资本主义经营倾向”，甚至说我们是想“把社会主义大家业变成小村子自留地”时，赵炳文气得额头青筋都暴了起来，拳头攥得死紧，却骂不出声，因为这些话太重了，重到让人感到窒息。
“还有，”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最致命的一点，“我们这几天主动下乡帮建‘协作点’的事，被他知道了。他抓住这点，说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绕过上级搞私下串联’，‘企图用既成事实绑架上级决策’，是‘严重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他要在协调会上，首先就要求制止我们这种行为，并…追究责任！”
“放他娘的狗臭屁！”赵炳文终于憋不住，低吼出来，眼睛瞪得通红，“咱们好心好意帮兄弟公社，倒成了罪过了？！他红星厂想空手套白狼就是对的？！”
韩东声音发颤：“浩子哥…这…这帽子扣下来，咱们…咱们还能去开会吗？去了不是自投罗网？”
春兰嫂子紧紧抓着衣角，脸色苍白：“他们…他们这是要一棒子打死咱们啊…”
“都别自乱阵脚！”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罗永年会扣帽子，我们就不会解帽子吗？他站在政策的旧框框里指责我们，我们就不能跳出框框，指出一条更符合发展规律的新路？”
我走到仓库中间，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简单划拉着。
“他攻击我们‘技术壁垒’、‘资本主义’，无非是说我们把核心握在自己手里，要收钱。但我们收的是‘成本费’，是我们集体劳动凝结的价值！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不是垄断，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就像…就像国营工厂里，最关键的机床图纸和工艺，能随便给人吗？不能！那是国家的资产，需要保护！”
“他攻击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更是荒谬！我们主动帮助兄弟公社发展副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这本身就是积极响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具体行动！是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难道非要坐在家里等文件、等指示，眼看着群众有需求、有机会不去抓，才是‘有组织有纪律’？那是官僚主义！是不作为！”
我这顶“官僚主义”的帽子反扣回去，让赵炳文等人精神一振。
“那…浩娃子，具体该咋说？”王会计问出了关键
“我们要把我们的‘茶煮匠’模式，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阐述！”我目光灼灼，“它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 ‘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为核心的，跨区域社队企业协作新模式’ ！我们韩家村，作为技术的先行者和标准的制定者，承担着‘龙头’和‘孵化器’的责任！我们提供核心料包、技术标准和品牌管理，是在进行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下的知识产权输出和管理输出’ ！”
这些词汇对赵炳文他们来说有些陌生，但我解释得尽量直白：“说白了，就是我们带着大家伙一起富，但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有分工、有标准、有责任，这样才能长远，才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这符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
“对！对对对！”赵炳文猛地一拍大腿，“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不是搞资本主义，咱们这是在用更好的办法搞社会主义！”
“所以，”我总结道，“回去之后，我们要立刻准备一份汇报材料。不仅要摆事实（我们的成本核算、带来的效益），更要讲道理（我们这套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先进性），还要有高度（符合哪些政策精神，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启示）。我们要让领导们认识到，我们韩家村摸索出的，不是歪门邪道，而是一条值得鼓励和推广的新路子！”
思路理清，众人的恐慌稍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临战前的紧张和兴奋。
“走！收拾东西，连夜回村！”我果断下令，“时间紧迫，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没有犹豫，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手脚麻利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和设备。与石泉公社的王书记简单说明情况（只说是省里有紧急会议，需回去准备），我们这支“先锋队”便趁着月色，踏上了返回韩家村的归途。
一路无话，只有车轮碾过土路的辘辘声和众人沉重的呼吸声。抵达韩家村时，已是后半夜，但大队部依然亮着灯，李书记显然也一直没睡，在焦急等待。
听完我的详细汇报，李书记的脸色也是变了数变，但最终，他用力一拍桌子：“怕个球！浩娃子，你就按你想的整！需要啥，村里全力支持！这把老骨头，也陪你赌这一把！”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是不眠不休，伏案疾书，将之前思考的理论框架细化、充实，结合杨师傅他们精确测算出的成本数据、柳林公社和石泉公社反馈的良好效果，以及我们这套模式如何有效利用了农村闲散劳动力、促进了养鸡业发展、增加了集体和社员收入等具体事例，撰写了一份长达十余页的 《关于“茶煮匠”模式在社会主义社队企业协作中创新性与先进性的汇报》 材料。
将整个模式总结为“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适度经济核算和竞争激励，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有益尝试”，并将其与“管理出效益，质量求生存”等当时开始强调的企业管理理念挂钩。
李书记、王会计、杨师傅，甚至赵炳文，都参与了材料的讨论和修改，确保其中的表述既不过于超前，又能准确传达我们的核心意思。我们还预判了罗永年可能提出的各种刁难问题，并准备了详细的应答腹稿。
在这高度紧张的准备期间，每天傍晚与林雪晴的三分钟通话，成了我唯一的精神舒缓剂。
“雪晴，我这边…。”
“棘手吗？”
“嗯，对手很强！”
“浩哥，记住你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集体，有利于群众，这就是最大的道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钥匙…我好像找到了一把，但不知道能不能打开那把锁。”
“那就试试看。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在为改变而努力。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出发前往地区参加协调会的前一天，一切准备就绪。材料反复校对，模拟答辩进行了多次，连穿着都特意准备——依旧是半旧的粗布衣服，但浆洗得干干净净，显得朴实又郑重。
傍晚，我再次来到公社打电话。然而，今天接电话的却不是林雪晴，而是她的室友。
“是韩浩同志吗？雪晴她…她下午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时，不小心扭伤了脚，现在在校医院呢。她说让你别担心，就是没法来接电话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扭伤脚？严不严重？她怕我担心，特意让室友转达…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受伤了，我却不能在她身边…
“麻烦你转告雪晴，让她好好休息，安心养伤。我…我明天要去地区开会了。开完会，我再联系她。”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挂掉电话，一种混合着担忧、思念和更加坚定决心的复杂情绪在胸中涌动。雪晴，你一定要好好的。等着我，我不仅要打赢这场仗，还要带着胜利的消息去见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韩家村“代表团”便出发了。成员是我、李书记和王会计。李书记是主心骨，代表韩家村组织；王会计手握详细数据，负责财务层面的应答；我则是方案的主要策划者和陈述人。赵炳文和杨师傅等人留在村里，稳住后方生产，同时也是以防万一。
晚饭后，我们三人又在房间里最后核对了一遍材料。李书记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喝水；王会计则一遍遍翻看着他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各种数据。
“浩娃子，”李书记放下搪瓷缸，看着我，“明天…真没问题吧？我这心里，咋七上八下的。”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自己同样翻腾的心绪，尽量用沉稳的语气说：“李书记，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了。道理站在我们这边，事实也站在我们这边。剩下的，就是看领导们能不能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新东西’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韩家村的声音响亮地发出去！”
王会计也推了推眼镜，附和道：“书记，浩娃子说得对。咱们账目清楚，效益实实在在，不怕查，也不怕问！”
正当我们互相打气时，房间门被敲响了。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冯副局长和那位之前通过电话的耿科长。
“冯局长！耿科长！您们怎么来了？”我们连忙起身相迎。
冯局长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脸色带着一丝旅途的疲惫，但眼神依旧锐利。“不放心，过来再看看你们。材料都准备好了？”他的目光落在我手边那份厚厚的汇报材料上。
“准备好了，冯局长。”我将材料递过去。
冯局长快速翻看了一下目录和核心章节，点了点头：“思路很清晰，站位也不错。看来你们是下了功夫的。”他合上材料，语气变得严肃，“不过，我还是得再给你们交个底。罗永年这个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缠。他今天下午一到，就去找了地区商业局的几位领导，‘沟通’了很久。而且…”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他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份你们和柳林公社签署的《卤料供应协议》的复印件。他指着上面‘成本价’几个字，大做文章，说这证明了你们就是在‘搞交易’，‘唯利是图’，还质疑你们所谓的‘成本’里面包含了多少‘利润’！明天会上，他肯定会拿这个攻击你们。”
我心里一沉。协议的细节都被拿到了？看来对方做了充分的功课。
“冯局长，我们的成本核算是经得起检验的。”王会计急忙说道，“每一笔都清清楚楚！”
“我知道。”计永兴点点头，“但问题是，他不会跟你们细算账，他会直接扣帽子。所以，明天你们回应时，不能陷在具体数字里跟他纠缠，要像你们材料里写的那样，拔高来看。要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必要，是保证集体财产不流失、事业能持续的根本。要反问他们，如果无偿调拨，韩家村投入的物力人力成本谁来补偿？集体的积极性如何维持？模式还如何推广？”
冯局长的话，给我们指明了应对的方向。
“另外，”耿科长补充道，“罗永年很可能还会继续揪住你们‘私下串联’的问题不放。你们要强调这是‘主动帮扶’，是‘先进带动后进’，是‘响应先富带后富精神的早期实践’！要把被动化为主动！”
“明白了！谢谢冯局长，耿科长！”我们由衷地感谢。这两位领导在关键时刻的指点，至关重要。
又交流了一些细节后，冯局长和耿科长便离开了。送走他们，我们三人心情更加沉重，但也更加清晰。这是一场硬仗，但并非没有胜算。
一夜无话，但无人安眠。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分，我们提前十分钟来到了地区商业局的小会议室。会议室不大，中间一张长条桌，铺着绿色的绒布。已经有一些人到了，泾渭分明地坐在桌子两侧。
我们被引导到一侧坐下。对面，为首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左右、戴着深色边框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他面容严肃，嘴唇紧抿，眼神锐利如鹰，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手指不时在上面点点划划。不用介绍，这就是罗永年。他身边坐着几位同样表情严肃的随行人员，应该是红星厂的技术和行政干部。
我们这边，除了我们三人，冯局长和耿科长也坐在了我们一侧，这无疑给了我们巨大的心理支持。地区商业局的几位领导坐在主位，主持会议。
九点整，会议准时开始。
地区局的一位副局长主持会议，简单开场后，便请红星厂方面先陈述意见。
罗永年扶了扶眼镜，没有拿稿子，直接开口，声音洪亮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各位领导，同志们！关于韩家村大队茶叶蛋技术的问题，我们红星副食品加工厂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要求我们打破门户之见，把好的经验、好的技术，无私地奉献出来，服务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原则问题，是路线问题！”
他开门见山，直接拔高到路线高度。
“但是，韩家村大队的某些同志，却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错误认识！他们搞出了一套所谓的‘卤料包’、‘协作点’，实质上是在技术上搞封锁，在协作上设门槛！这是典型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思想在作祟！是与我们倡导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背道而驰的！”
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我们，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更有甚者，他们不顾组织程序，擅自下乡，与其他公社搞所谓的‘协议’，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是企图用既成事实来干扰上级的正确决策！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
他挥舞着手臂，语气愈发激昂：“他们口口声声说收的是‘成本费’，可这成本怎么算？谁说了算？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的‘利润’？这种打着集体旗号，行市场交易之实的做法，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经营倾向的苗头吗？！我们必须要警惕，要坚决制止！”
一番话，如同连珠炮，将他之前扣的几顶大帽子重重地砸了过来，会议室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地区局的领导们表情严肃，冯副局长微微蹙眉，耿科长则担忧地看了我们一眼。
李书记的手在桌子下微微发抖，王会计紧张地推着眼镜。
按照事先分工，由我先做主要陈述。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将那份精心准备的汇报材料放在桌上，但没有立刻打开。我面向主持会议的地区商业局领导，声音清晰而稳定：
“各位领导，我是韩家村大队的韩浩。首先，非常感谢领导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汇报我们韩家村在探索社队副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思考。针对刚才罗永年副厂长提出的几点质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向我们尊敬的领导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和汇报。”
“首先，关于我们探索的‘茶煮匠’模式，包括‘核心卤料包’和‘协作点’建设，我们的初衷和最终目的，绝不是罗厂长所说的‘搞技术封锁’、‘设门槛’。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更可持续地推广我们的经验，带动更多的兄弟公社和社员群众共同发展！”
我开始阐述我们准备好的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协作，不是简单的‘一平二调’，不是吃‘大锅饭’。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协作，应该是基于明确分工、严格标准和合理核算的协作。我们韩家村，作为技术的先行探索者，承担起了制定标准、研发核心、质量控制的责任。这就像军队打仗，需要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装备和统一的战术纪律，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我们提供‘核心卤料包’，就是在提供标准化的‘弹药’；我们建设‘协作点’，就是在培训合格的‘作战单元’！这难道不是更高级、更有效率的协作形式吗？”
我看到地区局的一位领导微微颔首。
“其次，关于‘成本费’的问题。”我转向王会计示意，他立刻将那份详细的《成本构成说明》复印件递给了各位领导。
“这绝非罗厂长臆测的‘隐藏利润’或‘资本主义交易’。这份成本，是我们韩家村大队会计和社员代表，一笔一笔，根据实际耗费核算出来的。它包括原材料的采集收购成本、社员的劳动工时成本、燃料损耗成本、以及必要的集体提留（用于技术研发再投入和设备更新）。我们收取这个费用，是为了保证我们集体财产的价值得到体现，保证这项事业能够良性循环、不断扩大再生产！如果无偿调拨，试问，我们韩家村社员投入的劳动价值如何体现？我们集体投入的物力财力如何补偿？这项刚刚起步、前景良好的事业，岂不是要因为缺乏持续投入而夭折？这难道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多快好省的原则吗？”
我适时地抛出了反问。
“我们认为，尊重价值规律，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是为了避免浪费，提高效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最后，关于我们主动下乡帮助兄弟公社建设‘协作点’。”我语气诚恳，“这更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我们韩家村大队党支部和全体社员，在初步取得成绩后，怀着对兄弟公社的深厚情谊，积极响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进帮后进’号召的主动作为！我们看到兄弟公社有需求，我们有经验，难道要坐等上级文件，眼睁睁看着机会流失，看着群众继续受穷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最讲究实事求是和主动负责！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官僚主义，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柳林公社、石泉公社的同志们可以证明，我们的帮扶是完全无私的，除了核心料包按成本价供应，所有的技术、人力、甚至部分物料，都是无偿支持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大家共同把‘茶煮匠’这个代表着质量和信誉的集体品牌维护好、发展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的陈述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既有理论高度，又充满了实践的泥土气息，更重要的是，始终紧扣着社会主义的政策和精神内核。
罗永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我话音刚落，他立刻拍案而起：“强词夺理！你这是偷换概念！把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包装成社会主义的协作论！领导，他们这是在歪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