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个时代特有的经济运作知识，将后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眼前的计划经济实践相互印证、碰撞。
我小心地扮演着一个“悟性较高、踏实肯干”的年轻大学生角色，在参与处里关于“三五”计划（1966-1970）前期调研的讨论时，偶尔会提出一些基于“后世验证”但包装在当下语境下的建议，比如在工业布局中更注重区域平衡和配套产业，在农业规划中强调水利设施维护和良种推广的重要性。
这些建议往往因为其“切实可行”和“思路新颖”而引来李处长赞许的目光，但也仅止于此。我深知，在现行的体制和认知框架下，过于超前的理念无异于空中楼阁，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融入、学习、积累信任和资本。
与此同时，周末则完全属于“茶煮匠”。周六的早晨，我再次来到“茶煮匠”总社时，赵经理和特意从韩家村赶来的王会计已经早早等在办公室里。桌上，摊开了厚厚几摞账本和各分社的报表。
“浩子，你来了就好。”赵经理搓着手，眉头却没有完全舒展，“咱们‘茶煮匠’这摊子越来越大，我这心里是又喜又慌啊。喜的是规模上去了，慌的是这账目往来、资金调度，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王会计，这位韩家村的元老，如今脸上也多了几分沧桑与慎重，他扶了扶老花镜，接口道：“是啊，浩子。以前在村里，收支简单，一目了然。
现在全省几百个合作社，进料、生产、销售、分红，资金像水一样流进来又流出去，头绪太多。
按照你之前定的规矩，利润的5%留作总社的研究费和行政开支，其余全部分配下去。但这里头还有个时间差和周转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他们慢慢说。我们三人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结合报表和实际情况，对“茶煮匠”当前的整体财务状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梳理。
梳理的结果，正如我之前所知，“茶煮匠”账面上的货币资金确实几乎为零，而且还背负着国家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渠道提供的500万元政策性贷款。这笔巨额贷款的用途非常明确：专项借给各地有意向、有条件加入“茶煮匠”体系的生产队或公社，用于建设“韩家村模式”的标准化养鸡场。
“目前，我们已经支持建成了相当于200家标准养鸡场的规模，”赵经理指着分布图解释道，“这500万贷款，已经按照每家2万元的标准，投放出去了400万元。
效果非常好，这些养鸡场稳定提供的鸡蛋和后期可供食用的淘汰鸡，基本保障了我们‘茶叶蛋’核心原料的品质和供应，也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养殖业的发展。”
“问题是，”王会计接过话头，手指点着账本上一串数字，“根据各地的申请和我们考察，目前排队等待这笔贷款支持、符合初步条件的合作社，还有大概300家。
按照每家2万元的标准，我们还需要600万元的资金缺口。而我们‘茶煮匠’总社加上各分社目前的整体营收，扣除掉原料成本、社员当期分成、运输损耗以及那5%的留成后，每天的净收入结余大概在5万元左右。这笔钱正好能轮转进行下批次养鸡场的建设。”
我默默心算了一下。每天5万的净结余，听起来不少，但相对于600万的资金缺口，无疑是杯水车薪。
“也就是说，”我总结道，“我们目前依靠自身的滚动积累，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满足后续300家养鸡场的建设资金需求。
而那500万贷款，是必须连本带息偿还给国家的。各合作社借用养鸡场建设款，也是需要在一定期限内，用鸡蛋或鸡肉折价偿还给总社的，总社再统一归还银行贷款。”
“对，就是这么个循环。”赵经理用力点头，“所以眼下，我们账上没钱，是因为钱都在‘流动’中，变成了遍布全省的在建或已建成的养鸡场，变成了社员们口袋里实实在在增加的收入，也变成了我们暂时欠国家的债务。
但只要这个循环不断，等到明年，最后一批支持的养鸡场陆续进入还款期，我们就能逐步收回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到时候，卸下了还贷压力，仅凭料包销售和各分社上缴的管理费，总社的研发和行政开支就能完全覆盖，甚至能有更多结余投入新项目。”
这个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供应链金融”的雏形，在这个年代无疑是极其大胆和创新的。
它利用了国家支持农村副业的政策性贷款，撬动了下游产业链的标准化改造和规模化扩张，最终通过终端产品的销售回款来完成闭环。
风险在于，一旦终端销售出了问题，或者某个环节的资金链断裂，整个体系就可能崩溃。
但好处也显而易见：它用未来的钱，加速了当下的产业布局和民生改善。
“我明白了。”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墙上那幅插满旗子的山西地图，“我们现在是在走钢丝，但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高速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关键是确保‘茶煮匠’的品牌不倒，销售顺畅，这个循环就能持续下去，并且越滚越大。”
“是啊！”赵经理见我理解了这个模式，情绪也高涨起来，“浩子，你现在在计委工作，见识更广了。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走？这300家的资金缺口，是不是再想办法找银行争取一下贷款？”
我沉吟片刻，摇了摇头：“500万已经是很大的额度了，再申请难度极大，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我们需要开源，更需要节流，还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走到地图前，手指沿着太行、吕梁的脉络划过：“赵经理，王叔，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一县一品’设想吗？”
“记得！”两人异口同声。
“当时顾虑‘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敢大张旗鼓。但现在，‘茶煮匠’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和老百姓得到的好处，为我们赢得了一定的空间和信任。”
我语气坚定起来，“现在，时机成熟了。‘茶煮匠’的成功，证明了基于本地资源、组织起来、对接市场的模式是可行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其他农产品、其他特色产品上去呢？”
我指向地图上的几个点：“你们看，沁县的小米（沁州黄），柳林县的碗托，清徐的老陈醋……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值得挖掘和打造的特产。‘茶煮匠’可以作为一个平台，一个孵化器，启动‘一县一品，百团大战’计划！”
“百团大战？”赵经理和王会计对视一眼，都被这个充满气势的名字吸引了。
“对！”我肯定道，“这不是军事行动，而是经济战线上的大会战！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内，选择有基础、有潜力的县市，依托当地的合作社或公社，重点扶持和发展一个具有地方代表性的特色产品或品牌。
‘茶煮匠’将输出标准、输出技术、输出管理经验，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帮助这些产品打开销路。”
“这……这摊子是不是铺得太大了？”王会计有些担忧。
“不会。”我摇摇头，“我们不是全盘接管，而是赋能和连接。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这样起步——”我结合后世区域公共品牌打造的思路，阐述了我的构想：
首先，解决“茶煮匠”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卤料包中部分香料（如八角、桂皮、花椒等）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也有上涨趋势。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水土适宜、有种植传统的县级区域，比如气候温润的晋南某县，以“茶煮匠”稳定采购为保证，扶持当地建立专门的香料种植合作社，将这味“短板”变成当地的“一品”，既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又为当地开辟新的财源。
其次，关于劳动力工资分配，我们这次梳理得更清晰了。除了5%的必要留成，所有利润严格按照社员在原料生产（如养鸡、种茶）、加工制作（如煮制茶叶蛋）、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贡献度进行二次分配，确保“把钱都送到农民和社员手里”，这本身就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谁也挑不出错来。
“更重要的是，”我加重了语气，“为了给‘一县一品’计划提供技术和品质支撑，我建议，在每个试点县，由‘茶煮匠’总社牵头，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共同组建一个‘地方特产研究室’。”
我详细解释了研究室的构成：“每个研究室，由当地选派5名有文化基础的高中生作为技术员苗子，一名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如果能分配到的话）担任技术骨干，一名经验丰富、作风正派的老书记把握方向，再聘请两位精通本地特产制作技艺的老师傅负责产品研发和工艺把关，还要配备一名细心的女记录员，负责记录数据、整理资料。
这个研究室，不仅要研究如何提升传统特产的品质和产量，还要负责制定标准、培训社员、品质控制，是‘一县一品’的大脑和心脏！”
赵经理和王会计听得眼睛发亮。这个构想，既解决了眼前“茶煮匠”的发展瓶颈，又为更长远的、惠及更多地方的产业发展描绘了蓝图，而且组织方式完全符合集体主义原则，甚至带有“技术攻关”和“科学种田”的先进色彩。
“好！这个‘一县一品，百团大战’计划好！”赵经理激动地一拍桌子，“先从解决咱们自己的香料问题开始，稳扎稳打！我马上就去物色合适的县！”
王会计也捋着胡子笑了：“研究室这个法子妙啊，把有文化的年轻人、有经验的老把式和掌舵的书记都结合起来了，还能培养咱们自己的人才。浩子，你这在计委没白待，思路更开阔了！”
看着他们重燃斗志的样子，我心中也充满了期待。“一县一品”，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更是一次将市场经济活力与集体主义组织优势、地方特色资源与现代化标准管理进行深度结合的伟大试验。
它播撒下的，是百业兴旺的种子，等待着在时代的春雨中破土萌发。
“一县一品”的宏大构想固然令人振奋，但我也深知，任何宏伟蓝图都需要从解决最具体、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在统一了赵经理和王会计的思想后，我们决定将计划的第一个落脚点，放在解决“茶煮匠”卤料包香料供应短缺问题上。
“晋南地区的侯马、曲沃一带，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历史上就有零星种植花椒、茴香的习惯。”赵经理对全省情况了如指掌，他指着地图上的晋南区域说道，“我们可以先去那里考察，选择一两个公社试点，由‘茶煮匠’提供种子、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并派技术员指导标准化种植，扶持他们建立香料种植合作社。这样，既解决了我们的原料之忧，也为当地找到了一个‘一品’的方向。”
“好，这件事就由赵经理你亲自带队去落实。”我点头同意，“记住，态度要诚恳，条件要优厚，一定要让参与种植的社员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他们觉得这是在为自己干，而不是为我们‘茶煮匠’打工。”
“我明白！”赵经理郑重应下，“这就叫‘利益共享’，才能长久。”
送走赵经理去准备晋南之行后，我和王会计继续埋头梳理“茶煮匠”的内部管理，特别是劳动成果分配问题。
我们重新审视了各个环节的贡献度评估体系，确保从养鸡场社员捡起每一枚鸡蛋，到运输队员跋山涉水，再到销售点社员守摊叫卖，每一份付出都能在最终的分红中得到公平体现。
王会计拿出他那把磨得油光发亮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核算着不同岗位、不同绩效下的分配系数，力求在“大体平均”的前提下，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差异，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
“浩子，你放心吧。”王会计拨下最后一个算珠，抬起头，眼神里透着老农特有的精明与实在，“这账，一笔一笔都清楚着呢，都是社员们的血汗钱，咱决不能亏了任何人，也不能让懒汉占了便宜。这道理，走到哪儿都说得通！”
我完全信任王会计的严谨和公正。这种基于集体内部民主评议和量化考核的分配方式，虽然不如后世的企业绩效考核精细，但在当下，却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公平和透明，是维系这个庞大合作社体系凝聚力的生命线。
周末两天在紧张而高效的忙碌中过去。周日傍晚，当我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回到计委宿舍时，脑子里依然在盘旋着“一县一品”的种种细节。
推开窗户，晚风带着夏日特有的温热气息拂面而来，楼下传来机关大院家属院里孩子们嬉戏玩闹的声音，夹杂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激昂的革命歌曲。
这熟悉的人间烟火气，让我从商业规划的亢奋中渐渐沉静下来。
周一回到计委办公楼，那苏式建筑的阴凉和严肃氛围，让我迅速切换回“韩浩同志”的身份。
在参加处里一个关于“三五计划期间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初步设想”的讨论会时，我的思绪不由得再次与自己正在推动的事业联系起来。
会上，工业处的同志重点汇报了省内几家农具厂、拖拉机厂的生产情况和改进计划，提到了要扩大小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的产量，以适应山西多山地、丘陵的地形。这让我心中一动。
散会后，我找到主持会议的李建国处长，我向李处长请教：“李处长，刚才听工业处同志介绍，我们省在小型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技术储备和产能规划。
我在想，像‘茶煮匠’这样的农村副业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在物资运输、原料收集方面，对小型运输工具的需求很大。不知道我们计委在制定计划时，是否可以考虑一下这部分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需求？这或许也能为我们省的农机工业提供一个更明确的发展方向。”
李处长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小韩同志，你这个想法很结合实际嘛。不错，眼光没有只停留在文件上。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在于统筹安排。过去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国家下达的任务指标和国营农场的需求，对于农村社队自身发展产生的需求，确实调研不够充分。你这个点提得很好，我会在后续的调研中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农村副业发展真能产生这么大的运输工具需求，那对我们省的工业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得到处长的初步认可，我心里有了底。这只是一个开始，我需要更多扎实的数据和案例来支撑这个观点。而这，正好可以与“一县一品”计划潜在产生的物流需求结合起来。
几天后，赵经理从晋南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侯马附近的张村公社对种植香料积极性很高，当地公社书记是个有想法、敢干事的人，一听“茶煮匠”包销，当即表示愿意划出两百亩坡地作为试点，并迅速组织起了社员。
“浩子，你是没看见，那些老乡听说种这玩意儿比种粮食还挣钱，眼睛都亮了！”赵经理兴奋地比划着，“咱们带去的技术员当场就跟他们对接上了，土壤、气候都合适！这事，八成能成！”
“太好了！”我也难掩喜悦，“这是‘一县一品’的第一枪，一定要打响！总社这边，要尽快把保底收购协议的细节敲定，种子、技术指导要跟上。”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赵经理拍着胸脯，“另外，按照你设想的‘研究室’模式，我跟张村公社也提了，他们很支持，已经物色了三个回乡高中生，一位做过食堂大师傅的老师傅，就等咱们这边派人去指导，把架子搭起来。”
一切都在朝着预期的方向稳步推进。我利用在计委工作的便利，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查阅了大量关于山西省各县物产资源、地理气候的档案资料，为“一县一品”计划的后续推广做着知识储备。
沁州黄小米的历史渊源与独特品质，柳林碗托的工艺秘诀与饮食文化，清徐老陈醋的酿造技艺与品牌故事……这些沉睡在故纸堆里的信息，在我眼中都变成了可以点石成金的宝藏。
同时，我也开始留意并整理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加工、食品卫生、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公开信息，准备作为未来各“地方特产研究室”的学习参考资料。我知道，要想让这些“一品”真正立得住、走得远，技术和标准是核心。
又是一个周末，我伏在宿舍的书桌上，在一张山西省地图上写写画画，初步圈定了十几个具有特色产品、且基础条件较好的县，作为“百团大战”下一阶段优先考虑的目标。窗外，月色如水，宁静祥和。但我的心中，却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一县一品”，不仅仅是商业的扩张，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实践。它试图回答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框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在集体主义的旗帜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与回报？在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背景下，如何让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能分享到发展的红利？
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资金的压力、人才的匮乏、观念的冲突、政策的界限……都是横亘在前的挑战。
尤其是“茶煮匠”目前看似健康实则紧绷的资金链，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我必须步步为营。
但是，看着地图上那些被圈出的县名，想象着那些地方潜藏的特产因为这套模式而被唤醒，转化为百姓增收的源泉，想象着那些被组织起来的社员脸上洋溢的希望，想象着一个个带有浓厚地域文化印记的品牌雏形初现……我便觉得，这一切的努力与冒险都是值得的。
“茶煮匠”是星星之火，而“一县一品，百团大战”计划，就是要让这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点燃三晋大地百业兴旺的曙光。
这不仅仅是挣钱逆袭，更是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播下关于未来、关于发展、关于幸福的新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