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还在做着他那 “中原王” 的美梦，而冈村宁次那把磨砺了一年之久的屠刀，终于出鞘了。
此时的 “中原大门”，早已被内部的混乱蛀空。
1944 年 4 月，日军已在黄河以北集结重兵，第一战区的防御部署却乱成一团：司令长官蒋鼎文认为日军会 “先打洛阳”，把第 15 军、第 94 师等主力堆在豫西；汤恩伯则坚持日军会 “先攻许昌”，将第 29 师、第 85 军摆在豫中，两人为 “防区归属” 吵了半个月，连统一的指挥方案都没定下来。
更荒唐的是，汤恩伯为保存实力，连黄河防线都懒得加固。中牟段河堤本需修复 300 米，他只拨了够修 50 米的经费，剩下的钱全挪去修自己的洛阳别墅，导致日军后来偷渡时，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而日军的准备早已箭在弦上。进攻前 3 个月，大量间谍就潜入河南：伪装成商人摸清汤部粮库、弹药库位置，假扮乞丐测绘黄河防线地形；在新乡、开封囤积了够 10 万人吃 3 个月的压缩饼干，备好折叠舟、浮桥组件，甚至专门培训士兵 “如何在河南麦田里快速推进”。反观国军，侦察兵几乎没发现这些动向，直到日军偷渡黄河，汤恩伯在叶县的指挥部才收到消息。此时日军已经突破了中牟防线，正朝着许昌方向猛进。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深夜，中牟、官渡一带的黄河古道上，月黑风高。这片曾见证过官渡之战的土地，此刻正迎来一场现代化的突袭。
日军第十二军（军长内山英太郎）下辖的第 37 师团、第 62 师团、独立混成第 7 旅团，再加上核心的坦克第 3 师团、骑兵第 4 旅团，总计近 7 万人的主力，在夜幕掩护下悄然强渡。
他们没有选择戒备森严的郑州正面，而是盯上了中国军队的 “软肋”—— 中牟段防线。这里由暂编第 15 军新编第 23 师防守，隶属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这支部队守着 20 公里长的防线，却只配了 2 个团，士兵每人只有 20 发子弹，连反坦克武器都没有，早已因缺粮缺弹军心涣散。
而更致命的是日军这次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
冈村宁次，这位极其擅长学习和模仿的“中国通”，在深刻地研究了欧洲战场上德国的“闪电战”之后，也为他的华北方面军，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铁甲拳头”——坦克第三师团。他借鉴欧洲 “闪电战” 的精髓，要用钢铁洪流凿穿国军脆弱的防线。
凌晨时分，日军工兵在炮火掩护下架起浮桥。紧接着，数百辆九七式中型坦克、九五式轻型坦克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像钢铁怪兽般冲过浮桥，扑向南岸滩头。新编第 23 师的官兵们大多没见过坦克，手里的 “汉阳造” 打在装甲上只溅起火星。有士兵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却多数倒在日军机枪下；师长李守正想组织反击，部队却已溃散，只能带着残兵撤退，途中还遭日军骑兵追击，伤亡过半。抵抗在一瞬间瓦解，防线被撕开巨大口子。
与此同时，日军战机牢牢掌握制空权，不仅轰炸前线阵地，还炸毁郑州火车站的军火库，引发连环爆炸；许昌至漯河的公路桥梁也被摧毁，汤恩伯部的援军第 85 军根本无法靠近。一场现代化的 “立体闪电战”，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展开。
十八日上午，日军坦克集群兵分两路：一路直插郑州与许昌间的交通要道密县，另一路主力则狂飙突进中原铁路枢纽郑州。
而另一边，
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电话，几乎要被打爆了。
一份份雪片般的、充满了惊慌和绝望的战报涌了进来：
“敌军已渡过黄河！”
“是坦克！我们顶不住！到处都是敌人的坦克！”
“郑州危急！许昌危急！”
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在十八日紧急开会组织反击，可汤恩伯部拒不配合，日军又推进过快。到了二十日，见防线已无法挽回，蒋鼎文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跑。他立刻下令将长官部从洛阳转移到临汝。
第一战区的指挥体系，从战争第一天起就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
四月二十二日，日军占领郑州。四月三十日，他们又对另一个战略要地许昌形成合围。驻守这里的是第二十八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师，这支河南地方部队（“豫军”）装备落后、兵力单薄，却没像其他部队那样溃逃。
他们要在这座即将被战火吞噬的城市里，为这片耻辱的土地，留下最后一抹忠烈的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