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山的忠魂虽已远去,他们的坚守却为胜利筑牢了根基。而日军最后的疯狂,终究在中国军队铜墙铁壁的防线与势不可挡的反攻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五月中旬,雪峰山东麓的泥泞官道上。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残部,正进行着一场毫无希望的“死亡行军”。他们身后,是第74军、第100军穷追不舍的枪炮声,子弹像追魂箭般不断从队列中穿过;头顶,中美联合空军的轰炸机像秃鹫盘旋,每一次俯冲都伴随着爆炸声与惨叫;脚下,泥泞的道路被同伴的尸体和骡马尸骸堵塞,腐烂的气息混杂着硝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伤兵的哀嚎声穿透山谷,有的断了腿趴在路边挣扎,有的被战友拖着前进,伤口渗出的血在泥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失败的绝望像瘟疫般蔓延,士兵们耷拉着脑袋,曾经的“武士道”呐喊早已变成有气无力的喘息。师团长岩永汪中将骑在一匹瘦骨嶙峋的战马上,面如死灰地看着眼前的地狱景象——这个执掌第一一六师团的将领,此刻眼中再无半月前的意气风发。
他想不通。一个月前,他还站在邵阳城头,对着麾下官兵许诺“十日之内攻克芷江”,那时的第一一六师团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带着“王牌师团”的傲气。可如今,这支部队却成了丧家之犬。他想起芙蓉山下,加川胜永的联队被五百中国士兵拖了十二天,丢下八百具尸体仍未突破;想起洞口外围,新六军的坦克轻易碾碎了最后的敢死队,指挥部险些被端掉;更想起后勤线被空军炸成筛子,士兵们没有食物,连炮弹都只剩寥寥数发。
他终于明白,时代真的变了。这场战争早已不是靠“武士道”精神就能赢的。当中国军队端起美式冲锋枪、架起精准的山炮,当天上的战机牢牢掌控制空权,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在钢铁面前不堪一击。这是工业与工业的对决,而油尽灯枯的“大日本帝国”,早已在这场较量中输得一败涂地。
五月十五日,岩永汪率领着最后三千余名残兵,逃到了洞口通往邵阳的官道咽喉——江口镇。这里本是日军预设的撤退枢纽,此刻却成了又一处绝境。镇子早已被中美空军炸成废墟,房屋倒塌,断墙残壁间还冒着青烟;原本用于转运物资的卡车烧成了黑炭,轮胎的焦臭味弥漫在空气中。更让他绝望的是,第74军第58师已抢先占据镇外高地,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出口,第100军的追击部队也从身后逼近,形成了三面合围。
绝路!这是彻头彻尾的绝路!岩永汪攥紧了腰间的指挥刀,他清楚,等待这支部队的只有两个结局:要么被彻底歼灭,要么放下武器投降。对于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的他来说,投降是比死亡更耻辱的结局。但他更清楚,此刻的残兵早已没有决战的力气,能拿起枪的不足两千人,弹药每人平均不足五发,连组织一次冲锋的底气都没有。
夜幕降临时,岩永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召集残余军官,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下达了“分散突围、向邵阳集结”的命令。为了掩护主力,他留下一个中队的士兵充当诱饵,让他们在镇口点燃火把,制造反击的假象,自己则带着核心残部,借着夜色从镇西的山林钻隙突围。
诱饵部队的抵抗只持续了半小时,火把很快被机枪扫灭。岩永汪带着残兵在山林里摸黑前行,士兵们不断有人滑倒、掉队,被随后赶来的中国军队俘虏。他亲眼看到身边的副官被流弹击中,倒在泥地里挣扎,却不敢回头营救。沿途的树枝划破了他的脸颊,泥泞沾满了军装,曾经象征“威严”的指挥刀成了劈开灌木丛的工具,早已没了往日的荣光。
三天后,岩永汪带着不足八百名残兵,终于逃回了邵阳。当他看到城门口的日军岗哨时,再也支撑不住,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场突围,第一一六师团损失了近七成兵力,武器装备几乎丢光,所谓的“王牌师团”彻底沦为残军。
这,就是侵略者的最终宿命。中国的将军们,彭士量、许国璋、孙明瑾,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喊着“为国尽忠,死而无憾”,用牺牲守护家园,他们的死重于泰山;而日本的师团长们,只能在兵败如山倒的绝望中,靠着丢弃战友、钻隙逃窜苟活,曾经的“武士道尊严”,在绝境中变成了可笑的遮羞布。
岩永汪的狼狈突围,为这场辉煌胜利画上了充满讽刺的注脚。它像一曲悲凉的挽歌,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到来的总崩溃。他们可以靠着武力暂时肆虐,却终究敌不过正义的洪流与一个民族觉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