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乔治到来，他那些来自广阔天地的消息，一直被杨建国和杨亮视为不可或缺的物资。乔治对此心知肚明，他总是习惯性地在交易完毕后，凑近杨氏父子，压低声音，将他一路的所见所闻细细道来。他会特意说明哪些是市集上确凿的议论，哪些是行会里流传的说法，哪些又只是道听途说、真假难辨的闲话，好让杨亮他们自行斟酌。
最近的风声，依旧绕着那位法兰克人的皇帝查理曼的战事打转。乔治啜饮着庄园自酿的淡啤酒，抹了抹嘴说道：“伦巴第那边，围了快一年的城，终究是破了。听说城墙给巨大的攻城锤撞开了口子，法兰克人用了从拜占庭人那儿学来的法子，还在城外堆起了土山。”他描述着那座坚固要塞的陷落，以及原城主如何被迫低下头颅，向查理曼宣誓效忠。
然而，真正让杨亮眉头微蹙的，是乔治随后带来的另一则消息。乔治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被窗外经过的人听去：“北边恐怕又要起烽烟了。萨克森的日耳曼人不太平，又开始越过莱茵河，骚扰法兰克的村镇。查理曼大帝为此大发雷霆。我来的路上，已经撞见好几拨他的传令兵，快马加鞭，往各处征调粮草辎重。看这架势，大军怕是很快就要调头往北开了。”
夜色如墨，浸没了白日的喧嚣。杨亮独自坐在书房，一盏昏黄的油灯是他唯一的伴侣。桌上摊开着那本已被翻得书角卷起的《军地两用人才之友》。跳动的火苗将他的影子拉长，投在粗糙的土墙上，随着他的思绪一同摇曳。
他不是熟读兵书的将才，手中这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书，也并无什么高深的韬略谋断，里头尽是些最基础不过的常识。可正是这些常识，让他对乔治听来的消息感到深深的不安。如此长距离地调动军队，在他所知的理论里，实乃兵家大忌。
他取过一张粗糙的草纸，用炭笔在上面勾画起来。从伦巴第到萨克森，山水阻隔，即便鸟儿飞过去，直线也有四百公里之遥，大军真正走起来，翻山越岭，绕河过涧，六百里路只怕只多不少。就算查理曼麾下尽是精锐骑兵，这样一趟远征，人马劳顿，耗费时日何以计数？他喃喃自语：“这还只是行军。人吃马嚼，才是要命的事情。”他在纸上写下简单的算式：一个兵一日最少需两磅粮，一匹马要十磅草料。一支万人军，一日便要消耗二十吨粮食，一百吨草料！这庞大的数字让他指尖发凉。
杨亮不禁摇头叹息。这般劳师袭远，未接敌先已自损三分元气，后勤线如同一条脆弱的蛛丝，随时可能崩断。即便萨克森人真如乔治所说，多数人只有石斧木棒，缺乏甲胄，未经操练，但以逸待劳，据守熟悉之地，足以抹平许多装备上的劣势。
“若按我们故土的兵法，断不会如此行事。”他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老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至少要沿途设置补给兵站，或是分批次交替前进。”查理曼这般看似气势汹汹、直来直去的打法，在他眼中，透着一种近乎鲁莽的冒险气息。
油灯的光芒稳定了些，杨亮继续在纸上推演各种可能。也许查理曼另有妙计？或许他采用了分进合击之策，从不同领地调兵，约期会攻？但这些猜想似乎都难以完美解释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地移动主力军团。一个更深的疑惑从他心底浮现：倘若连这等基本的兵家常识都置之不顾，查理曼又是如何打下如今这偌大疆土的？是纯粹依靠武力的绝对优势，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取胜之道？
他越想越是困惑。这位法兰克统治者的用兵，在他看来缺乏章法，东征西讨，仿佛全无通盘考量，只是凭着一时意气或机会而动。这种打法，让他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狗熊掰苞米的故事——费力掰下一个，却丢了上一个，最终收获寥寥。
灯火噼啪一声，爆出个灯花。杨亮凝视着火焰，思绪却飞得更远。从伦巴第到萨克森，接下来又会是哪里？这样长距离、高频率地驱策军队，不仅消耗惊人所获几何？即便打下了地盘，又如何能有效巩固？“一个帝国的根基，在于内政修明，经济发展。”他翻开自己的笔记，在上面缓缓写下，“而查理曼，似乎永远处在征伐之中，不是正在征战，便是在奔赴战场的路上。如此情形，怎能安心建设，稳固根基？”
他将这番思虑整理清晰，第二日便寻了机会，向父亲杨建国详细陈述。父子二人于书房对坐，窗外是庄园日常的劳作声响。杨建国静静听着儿子的分析，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桌面，良久不语。
“你的思虑，确有道理。”杨建国最终开口，声音沉稳，“单从兵家策略来看，查理曼的举动，确乎显得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冲动。”他话锋一转，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亮儿，你需时刻谨记，即便他的战略在我们看来拙劣不堪，他所掌握的人力、物力，对我们这等小小庄园而言，仍是碾压之势。或许他只是随手一挥，无意为之，便足以让我们辛苦经营的一切，化为齑粉。”
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井然有序的田亩、屋舍和忙碌的农人。“眼下最要紧的，依旧是隐匿自身，加固防御，积蓄实力。万不可因窥见对方些许疏漏，便生了轻视之心。猛虎即便打盹，也不是羔羊可以挑衅的。”
杨亮点头称是，明白父亲的老成持重自有道理。然而，世事的演变，往往不因个人的谨慎意愿而转移。
当春耕的忙碌渐渐平息，田里的麦苗开始抽出一片嫩绿的穗子时，乔治的商队再次造访了庄园。这一次，他带来的消息，让所有听闻的人都感到心头像是压上了一块巨石。
交易完毕，照例是分享消息的时刻。但乔治此次的神情远比以往凝重，他特意请杨亮唤来杨建国，三人寻了个僻静角落坐下。
“有个消息，恐怕得让你们提前知晓。”乔治的声音干涩，没了往日的神采，“查理曼论功行赏，将苏黎世周边一大片地，赏赐给了一位主教大人，表彰他在伦巴第战事中的功绩。”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杨氏父子瞬间绷紧的脸，“若是边界划分明确起来……你们所在的这片地方，按道理讲，恐怕也要归入那位主教大人的教区管辖了。”
杨亮的心猛地一沉。他立刻追问：“这消息是何时传来的？可知那位主教名讳？”他敏锐地意识到，这远比单纯的军事威胁更为复杂棘手。教区的划分，意味着税赋、征粮，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被纳入一套陌生的管理体系，这关乎庄园未来的存续根基。
乔治摇了摇头，面露难色：“具体是哪位主教，我尚未打听明白。但伦巴第战事已了，眼下正是封赏的时候。将苏黎世地区划归教会管辖的消息，我已从不同行商和驿站伙计那里多次听闻，应是不假了。”
杨亮沉吟片刻，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乔治先生，这教会管辖，与往日贵族老爷管辖，究竟有何不同？”他原本设想的多是应对某位世俗领主，局势陡变，他必须尽快了解这其中的区别。对于这个时代教会的权柄，他来自后世的认知着实有限。
乔治放下手中的陶杯，双手比划着，仔细解释道：“若论税赋，大体是差不多的，主要还是缴纳粮食、布匹、手工制品这些实物。但若是分封给世俗贵族老爷，领地上的壮丁，很可能随时被征召去服兵役，跟着领主打仗。而教会管辖嘛，”他顿了顿，“一般倒是不强征入伍，但劳役怕是免不了的。修建教堂、修道院，或是为教会修缮道路、桥梁，这些都需要人力。”
他看了看杨亮认真倾听的神情，又补充道：“不过，教会对信众的管束，可比世俗贵族严苛得多。每周的弥撒是必须去的，各种教规戒律须得严格遵守，平日里言行举止，甚至婚丧嫁娶，都可能会有教士来过问。相比之下，世俗贵族老爷们，大多只管收税征丁，不太理会领民心里想些什么、日常做些什么。”
一直沉默倾听的杨建国此时插话问道：“照此说来，乔治先生你的家乡沙夫豪森，想必也在那位新主教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正是如此。”乔治叹了口气，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混合着无奈与一丝怀念，“这意味着我们那里十几年来不用缴纳赋税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回头想想，这等好事本也不可能长久，只是过惯了自在日子，难免有些……唏嘘。”
或许是触动了心事，乔治的话匣子打开了，开始详细说起沙夫豪森地区的过往变迁。原来那片土地最早属于一个法兰克部落首领，随着查理曼和他的父祖们不断推行封建之制，这些部落头人们渐渐转化成了拥有封地的贵族领主。但在连年不绝的征战中，许多小领主战死沙场，又无直系后代继承，他们的领地便成了无主之地，权属悬置。
“我们原先那位领主老爷，便是在第一次攻打伦巴第时阵亡的。”乔治回忆道，“他没有儿子，亲戚也死散殆尽，封地归谁就成了笔糊涂账。这十多年来，我们不知该向谁纳税，也无人前来征收。说句实在话，倒是过了一段难得的安生日子。”
杨亮默默将这些信息记在心里。他意识到，这并非特例，而是中世纪早期欧洲封建制度尚未成熟定型的一个缩影。法兰克人从部落联盟转向封建王国，过程不过几十年，战乱频仍，王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实则相当薄弱。
“乔治先生，那时的税赋，通常是怎样征收的？”杨亮继续追问，“可有什么成文的规矩？”
“通常是按照田地收成的一定比例缴纳，大多是十税一，这便是常说的什一税了。”乔治解释道，“但真要做起来，却麻烦得很。需要派人丈量土地，评估产量，这些都需要懂得书写计算的管事之人。在无人管辖的地方，这套规矩自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杨亮敏锐地抓住了下一个问题：“那如今要重新确立管辖，教会又如何确定该征收多少税赋呢？毕竟十几年来都未有完整记录了吧？”
“难题就在于此！”乔治苦笑一声，摊了摊手，“很可能他们会派遣税吏，重新丈量所有土地，清点人口牲畜。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这意味着往后，官面上的人，那些拿着尺子和账簿的税吏，会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村镇乡野。”
他的话，仿佛揭开了动荡时代的一角帷幕。杨亮仿佛能看到，在广袤的中欧、西欧乃至东欧大地，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早已褪尽，留下的权力真空并未被强有力的新秩序完全填充。所谓的国家，其触角往往难以深入乡村腹地。基层的治理，在很多时候几乎是一片荒芜。
唯有环绕地中海的旧日罗马核心区域，还残存着些许城市的骨架和税收体系的痕迹。罗马人留下的坚实道路、引水渠、港口和公共建筑仍在勉力运转，城市管理的微弱传统，通过教会和残存的地方元老院依稀延续。但即便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战火、蛮族的侵掠、海盗的袭击，也如同永无止境的潮水，不断冲刷着古老的堤岸，让文明的余晖持续黯淡。
城市，永远是掠夺者眼中最肥美的猎物。那里聚集着财富、粮食、精巧的手工业品和大量人口。一旦攻破，便是盛宴一场。而曾经守护城市的罗马军团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民兵，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常备的防御力量。市民们如同圈养的羔羊，面对北方来的维京长船、东方来的马扎尔骑兵或是南方来的萨拉森海盗的闪电袭击，往往毫无还手之力。
经历了一两百年这样周而复始的掠夺，幸存下来的城市居民也逐渐从幻梦中清醒。他们明白，继续留在城墙之内，无异于等待下一次灾难降临。于是，那些稍有能力和资源的人，开始携家带口，向乡村迁移。他们投靠或有意识地建立起能够自给自足、并具备一定防御能力的庄园和据点。他们带走的，不仅是人口，还有各种手工业技术、基本的读写能力以及管理的经验——这些原本构成城市繁荣根基的要素，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入了乡野土壤之中。
这一场缓慢而持久的大迁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而乡村的庄园则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庄园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单位，它更是军事自卫的堡垒、手工业生产的作坊和地方治理的节点。领主们驱使农民挖掘壕沟、修建木栅或石质塔楼、储备粮食武器，并将青壮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形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旧有的、依托于城市和中央权威的税收体系，几乎难以为继。对于一个躲在深沟高垒之后、力求自给自足的庄园来说，向远方那位可能从未给予他们任何保护的国王或大贵族缴纳赋税，既缺乏动力，也显得没有必要。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内心都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想法：“既然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那么凭什么还要向那遥不可及的君主奉献我们辛苦所得的成果？”
中央政权，也因此陷入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能够征收上来的税赋越少，所能维持的常备军队就越弱小；军队越弱小，就越无法保护疆域内的百姓，也更无力去强制执行税收的命令。王权的威严日益衰减，地方势力的自主性则不断增强。所谓“国家”的概念，在这个时代，更多只存在于教会编纂的年表和一些仍怀有雄心壮志的君主的理想之中。分裂与割据，而非统一与集权，才是这个时代最显着的特征。
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欧洲的封建制度会长期处于一种分散化的状态，难以孕育出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便如查理曼这般被冠以“罗马皇帝再生”荣耀的统治者，他的帝国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个人的军事威望和与各地部落首领、贵族的联盟关系，而非一套高效、可靠、能够穿透层层封建壁垒的行政与财政体系。一旦像他这样的强势人物逝去，帝国往往迅速走向分崩离析。
因此，与其说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是某种精心设计的蓝图，不如说它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巨大废墟和权力真空中，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现实应对方案，一种为求生存而不得已形成的自发秩序。权力、提供保护的义务以及生存的责任，被一层层地向下转移，最终落在了最基层的单位——庄园和村落——的肩上。这段历史所展现的，并非宏伟帝国叙事的延绵不绝，而是无数破碎的社群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为了存续而进行的坚韧且往往无声的斗争。
杨亮听完乔治的叙述，又结合自己所知的历史碎片，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远方似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