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后半夜开始下，越下越大，直至天亮仍未停歇。夏晚晴与安妮一家照旧起床，顶着倾盆大雨匆匆赶往火车站。所幸，到车站时雨势渐小。夏晚晴赶忙冲进售票大厅排队买票，可大厅里人山人海，购票长队一直排到了大门口。眼看火车发车时间临近，她根本无法挤到前面。
就在这时，一个票贩子凑过来：“要票吗？去哪儿的？” 夏晚晴打量他一眼，觉得还算可靠，便说：“凯里。多少钱？” “十块，不多收，都这价。” 这十块并非票价，而是手续费。夏晚晴无奈，交钱后，票贩子轻松挤到窗口，迅速拿到票后转身离去。
夏晚晴把票交给安妮，告知每张票多收了十块手续费。安妮一家满脸疑惑，连连追问：“为什么？” 一路上，他们多次就此问题与夏晚晴讨论。夏晚晴耐心解释：“票贩子和卖票的人有关系，所以能买到票，我没关系就买不到，只能找他帮忙。” 安妮仍不解：“可要是买火车票得靠关系，这社会不就有问题了吗？” 夏晚晴一时语塞，深感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
终于，他们在人流中缓慢挪动，登上火车。落座后，安妮一家仍对那十块钱手续费耿耿于怀，继续与夏晚晴探讨。夏晚晴明白，安妮并非在意这十块钱，而是难以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她试图进一步解释：“在中国，很多事情不像西方那样按规则来，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起着关键作用。” 安妮似懂非懂，轻轻点头。
1995年6月30日清晨，他们乘坐从贵阳至玉屏的旅游列车抵达凯里。没人接站，他们搭乘公交来到黔东南州石油公司招待所。安妮虽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却十分节俭，5毛钱公交费、40元一晚的旅馆，她都觉得很合适。
安顿好后，安妮一家迫不及待去参观博物馆。在夏晚晴看来，这博物馆没多少可看之处，安妮一家却兴致勃勃，问出许多刁钻问题，如 “苗族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国家？”“自治州有哪些自治权利？” 讲解员也难以回答。面对这些西方思维下的问题，夏晚晴一概拒绝回应，可安妮紧追不舍。夏晚晴不耐烦地说：“在中国，所有选择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就像西方人选择自由民主，是他们需要；中国人的情况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安妮惊讶地叫起来：“中国人需要专制？” 夏晚晴无奈，引用中国学者的话：“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人口众多，照搬会引发世界性灾难。” 安妮大笑，直摇头表示难以理解。
参观完博物馆，他们受邀到黔东南州文联做客。文联举行座谈会，负责人介绍当地作家写作情况后，请安妮谈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看法。安妮又将话题引到 “人权”“自治权” 等敏感问题上，众人面面相觑。好在一位领导站出来，介绍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成就，才缓解尴尬。夏晚晴觉得，西方知识分子似乎更爱批评，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当晚文联请客吃饭，安妮的丈夫路易喝醉了。夏晚晴问路易为何喝这么多，路易说众人不停劝酒，不喝不礼貌。夏晚晴解释，中国人劝酒是出于礼貌客气，不喝才是不礼貌，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问题。安妮一家十分惊讶，夏晚晴只能让他们慢慢体会，还笑称虚伪、说谎是中国人常见习性，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第二天，他们乘班车前往榕江，沿途风景如画，安妮一家赞叹不已，问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为何保护得比汉族地区好。夏晚晴解释：“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崇山峻岭，原本不适宜农耕和生存，是因躲避汉族侵扰才选择那里，山高坡陡开发难，原始植被才得以保存。”
到达榕江后，夏晚晴去会朋友，安妮一家去看古城。榕江曾是码头，木材商业发达，有 “小南京” 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林业被国家垄断，经济衰退，古城却成了怀古好去处。安妮回来后，夏晚晴问古城如何，安妮说：“不同，与别的地方很不同。” 夏晚晴心想，这大概就是西方思维，中国人更习惯求同，且求大同。
第三天，他们乘坐榕江县城的 “的士”——三轮车，去车江参观侗寨。车江大寨有 “天下第一侗寨” 之称，景色优美，安妮一家连连赞叹。安妮好奇地问：“侗族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比苗族的好些？” 夏晚晴表示很多民族学家也难回答，还告诉她，车江大寨最早居民是苗族，因风水观念搬走了。安妮不懂风水，夏晚晴费力解释半天，自己也觉得没真正懂风水。安妮又问：“侗族不怕失火吗？他们没有风水观念？” 夏晚晴一时语塞，思索后说：“或许他们没地方可去，也可能有自己的防火技术。” 这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安妮一家直摇头。夏晚晴只好补充：“也许侗族有独特的防火方法吧。” 安妮却较真起来，夏晚晴无奈，觉得自己陷入西方逻辑圈套。
随后，他们前往黎平。到黎平时已是晚上11点，下榻鼓楼坡宾馆。登记时，安妮因服务员说她一家是老外需交双倍房费，与服务员理论起来。服务员称是上面规定，安妮不理解，夏晚晴也不知如何劝说。安妮虽交钱，仍不停抱怨。夏晚晴心里觉得安妮过于死板，同时也感慨外国人在中国遭遇不同收费标准并非首例，这背后有着复杂原因，而安妮以法国思维思考中国问题，注定难以理解。
次日，夏晚晴联系黎平县政府朋友安排伙食。不久，几位在县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赶来。夏晚晴发现，“安排” 是中国官场上高频词，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适应，还因有 “安排” 而不再操心。县文化局和县委派人陪同参观黎平古城，所到之处笑脸相迎，安妮一家十分开心。在黎平会议会址前，路易买了顶老式中山帽，说找了多年，要送给喜欢戴这种帽子的父亲。
下午，安妮决定租中巴车去乡下，司机要价200元。上车后，司机却突然反悔，没提加钱，直接把车开出城一段路后，莫名调头返回。夏晚晴问原因，司机说心里感觉不对，怕出事。安妮也很疑惑，夏晚晴想起司机之前几次出车因感觉不好就不出车，觉得他的预感很灵。安妮气愤地说，若在法国，一定让司机赔偿损失。夏晚晴安慰她：“我们安全回来就好，还免费出城兜了一圈。” 安妮一家无奈摇头。
晚上，政府请吃饭，餐食丰盛。夏晚晴悄悄问安妮：“我去巴黎，巴黎市政府会请我吃饭吗？” 安妮想了想：“法国政府也请客，但可能没中国好，也没中国浪费。” 夏晚晴问原因，安妮说：“法国人吃饭务实，菜吃完才上下一道，不像中国，菜多却常浪费。” 夏晚晴狡辩：“没这些浪费，中国饮食文化也难如此发达。” 安妮摊手耸肩，不置可否，翻译给丈夫路易和孩子听后，路易对夏晚晴竖大拇指，夸赞见解独到，还说中国菜和餐桌都很发达。安妮一家离开黎平时，她亲自到拼花家具厂挑了张餐桌带走，当晚众人开怀畅饮，安妮还幽默地说：“现在充分体验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第二天，原定县文化局派车送他们下乡，却等了一上午车都没来。朋友悄悄说没钱加油，夏晚晴说可以自己出钱，朋友却坚持接待不能让客人掏钱。直到下午，朋友不知从哪借来钱加了油，才把车开来。他们前往口江侗寨，途中，朋友透露已4个月没发工资。夏晚晴惊讶，朋友无奈称只能混日子，好在能签单吃饭，不至于挨饿。
口江侗寨景色秀丽，因多人外出演唱侗族大歌闻名。侗族大歌是多声部民间音乐，20世纪50年代被中国音乐家发现，从此名扬海内外，改写了国外对中国民间音乐的认知。80年代初，法国音乐家路易斯·当德莱尔来侗乡采风，听后赞不绝口，邀请9位侗族姑娘到巴黎演出，9位姑娘演唱一小时，歌声倾倒巴黎，连艺术节主席都称赞侗族大歌是 “清泉闪光般的音乐”，无数报刊、电视台纷纷报道。夏晚晴问安妮对侗族大歌的印象，安妮说听过，很美。
当晚，口江政府接待他们，一位文静美丽的侗族姑娘准备了一桌地道侗家菜，有腌鱼、腌肉、烧鱼、酸菜汤等，味道可口。奇怪的是，吃饭时姑娘却不来陪客。夏晚晴觉得蹊跷，打听后得知，姑娘曾去法国巴黎演出，回来后因见过世面，与同乡产生隔阂，加上一些偏见，30岁仍未嫁。安妮一家大为惊讶，夏晚晴也深感姑娘的孤独与无奈。离开口江时，夏晚晴心情复杂，脑海一片空白。
次日天晴，他们乘坐黎平县文化局派的新闻采访车离开黎平，前往肇兴和地坪。出发前，夏晚晴按文化局局长吩咐，给开车的赖师傅买了条烟。赖师傅假意推辞后收下，安妮一家很不理解。夏晚晴解释，在中国，吸烟文化与西方不同，吸烟常是社交方式，送烟表示热情。她调侃说，西方 “毒品”（香烟）传入中国后，成了日常用品，吸烟曾是高贵荣耀象征，不吸烟还会被视为 “怕老婆”“没男人气质”，现在 “吸毒”（吸烟）更是平常，毒品交易（香烟交易）也成日常往来，见面送烟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普通方式。安妮似有所悟，夏晚晴却觉得西方人理解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渗透下的现象，实在太难。
赖师傅抽着烟，心情大好，一路播放优美歌曲，热情介绍路边景点。可因安妮去家具厂买饭桌耽误时间，到肇兴时已是正午。此时的肇兴与多年前夏晚晴记忆中古朴宁静、充满侗族传统文化色彩的寨子大不相同。汉语取代侗语，砖房代替木楼，传统文化特征难以概括。安妮一家很失望：“这就是你说的很好的侗寨？” 夏晚晴不知如何回答：“以前确实很好。” 安妮问：“还有人唱侗歌吗？” 夏晚晴说：“有，但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唱歌要付费。” 安妮表示付费也想听，夏晚晴答应晚上找人来唱。
之后，他们在街边饭馆吃午饭，便驱车前往地坪。地坪比肇兴封闭，传统文化保存更好。参观风雨桥后，夏晚晴带大家到寨上逛逛。天气炎热，有些妇女几乎裸着身子，却也不回避他们。安妮感慨：“她们很自由啊。” 夏晚晴认为，在汉文化影响弱的地方，自由普遍存在，这也说明中国人并非从未有过自由生活，自由也曾是基本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