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柳林镇的第二天，李腾便谢绝了钱有福主任安排的“熟悉环境”行程，决定立即开始下乡调研。他没有通知具体路线，只让党政办准备了一份全镇行政村地图和基本情况简表，带上笔记本和一个军用绿水壶，叫上司机小陈，一大早就出发了。
第一站，他选择了离镇区最近、据说也是情况最复杂的红旗村。车子刚进村口，就看到一栋气派的二层小楼，瓷砖贴面，铝合金窗户，与周围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村支书赵宝财早已接到通知，带着几个村干部在村委会门口等候。赵宝财五十岁上下，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穿着一件皮夹克，手指上戴着个金戒指，显得颇为阔气。
“欢迎李镇长来我们红旗村指导工作！”赵宝财热情地迎上来握手，力道很大，“我们村啊，在马书记、刘镇长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镇前列！”
李腾不动声色地抽回手，笑了笑：“赵书记客气了，我是来学习的，主要是听听村里的情况，看看乡亲们。”
赵宝财引着李腾在村委会会议室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汇报：村里人口多少，耕地多少，粮食产量多高，人均收入多少……数据听起来颇为漂亮，但李腾注意到，他提到的大多是总体情况，对于具体的困难、群众反映的问题，要么一语带过，要么就归咎于“大环境”或者“个别群众不理解”。
“去年镇里推广辣椒，我们村响应号召，种了不少。”赵宝财话锋一转，叹了口气，“可惜啊，市场价格不行，技术也跟不上，不少户亏了本。现在还有些辣椒堆在家里，卖不出去，群众有怨气啊。”他说这话时，眼神却瞟向李腾，似乎在观察他的反应。
李腾没有接话，提出要去田间地头和农户家里看看。赵宝财愣了一下，连忙说：“李镇长，村里路不好走，有些农户家里也脏乱……”
“没关系，我就是想看看真实情况。”李腾坚持。
走在村里的土路上，李腾仔细观察。水利沟渠大多淤塞，几处桥涵破损严重。偶尔遇到的村民，看到赵宝财陪同，大多远远避开，或者只是拘谨地打个招呼。来到一户看起来比较困难的农户家，低矮的土坯房，院子里堆着些枯黄的辣椒。户主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农，看到这么多干部进来，有些手足无措。
“老人家，家里几口人？种了多少地？去年的辣椒……”李腾温和地问。
老农看了一眼赵宝财，嗫嚅着不敢多说。赵宝财接过话头：“老刘头家困难点，儿子在外打工。辣椒嘛，村里也在想办法。”
李腾心里明白，在赵宝财的“陪同”下，很难听到真话。他简单看了看，便离开了红旗村。车上，他在地图上红旗村的位置画了个圈，标注了“水利失修、干群关系微妙、赵宝财掌控力强”几个关键词。
接下来，他去了前进村。村支书老耿是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老汉，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话不多。他带着李腾看了村里的土地，指着大片只种了小麦的田块，愁眉苦脸：“李镇长，不是我们不想调整结构，是怕啊！去年辣椒搞怕了，现在大家就认死理，种粮食，虽然赚不到钱，但至少饿不着。这水利也不行，靠天吃饭。”
老耿的态度是保守甚至消极的，代表了大部分因循守旧的村干部心态，害怕风险，缺乏闯劲。李腾没有批评，只是默默记录。
第三天，李腾直奔问题突出的小河村。这个村连个像样的村支书都没有，由镇里一位包村干部暂代。村子被一条干涸的河沟分为东西两片，分别以张姓和王姓两大宗族为主。李腾一到村口，就感觉到气氛不对。村委会大门紧闭，几个村民聚在远处指指点点，眼神里带着警惕和排斥。
包村干部无奈地告诉李腾，两大家族因宅基地、灌溉用水等历史遗留问题，积怨很深，经常发生摩擦。上次选支书，两边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搁置。村里各项工作都难以推动，是全镇有名的“后进村”和“矛盾窝子”。
“李镇长，这村情况复杂，要不……我们先去别的村看看？”包村干部试探着问。
“既然来了，就去看看。”李腾坚持在村里走了一圈。他看到河沟两岸的房屋明显形成了两个阵营，甚至村里的道路到了河沟边都断了头。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族矛盾，让他感到棘手。
调研的最后一站，是位置最偏远、贫困程度最深的山南村。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村子坐落在山坳里，房屋低矮破败，村民的穿着也明显更差。村支书吴建军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神明亮，身板挺直，还带着点军人气质。他没想到新镇长会不打招呼直接来到他这个最偏远的村，显得有些激动，又有些局促。
“李镇长，我们村……条件差，您多包涵。”吴建军搓着手说。
“没关系，我就是想看看最真实的情况。”李腾让他带着在村里转转。
山南村耕地少且贫瘠，主要靠种植玉米和红薯，产量低，收入微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多是老人和孩子。吴建军指着山坡上一片荒废的梯田，语气沉重：“以前这里也种过果树，但没技术，没销路，都荒了。我们也想改变，可要钱没钱，要门路没门路，感觉使不上劲。”
与其他村干部的敷衍或保守不同，吴建军话语里充满了不甘和想改变的渴望，这让李腾看到了希望。他仔细询问了村里的土壤、气候情况，以及留守劳动力的状况。
几天跑下来，李腾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问题：水利设施普遍年久失修，抗旱防涝能力脆弱；种植结构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极差；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严重；去年辣椒种植失败的后遗症仍在发酵，积压、赔偿问题悬而未决；各村发展不平衡，干部能力素质参差不齐，宗族矛盾等社会治理难题突出……
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常务副镇长刘长根那一方的无形阻力。每次他调研结束回到镇上，似乎刘长根总能很快知道他去了哪里，见了谁，谈了些什么。有两次，他原本计划去某个反映问题较多的村，临行前却接到钱有福委婉的电话，说是“刘镇长建议先去另一个基础更好的村看看，更有代表性”。这种被暗中“安排”和“监控”的感觉，让李腾非常不舒服，但也让他更加警惕。
晚上，在简陋的宿舍里，李腾梳理着调研笔记，心情沉重。柳林镇就像一艘搁浅的旧船，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内部零件老化，船员们或麻木、或内斗、或虽有干劲却找不到方向。如何让这艘船重新启航？突破口在哪里？
他拿起电话，再次拨通了宋知远的号码，简要汇报了几天调研的总体印象，重点提到了水利设施老化、产业单一和干部思想保守等问题，没有具体提及刘长根的掣肘，但语气中透露出工作的艰难。
宋知远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着，最后说道：“情况比我预想的可能还要困难一些。不要急，找准了病根，才能开对方子。先从群众最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哪怕先解决一两件小事，也能凝聚人心。有什么需要县里协调的，随时跟我说。”
挂掉电话，李腾走到窗前，望着柳林镇稀疏的灯火。虽然困难重重，但宋知远的支持和他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些期盼改变的眼神（比如山南村的吴建军），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他知道，这场深入基层的调研，只是他柳林之役的开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他铺开信纸，开始起草一份给镇党委、政府的关于近期调研发现及初步工作建议的报告，准备在接下来的镇长办公会上，抛出自己的思路，正面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