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深冬
昌平的冬天，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养老院斑驳的围墙。房间里，那台老旧的暖气片只是微微有些温手，根本无法驱散渗入骨髓的寒意。
易中海的高烧反反复复，咳嗽越来越厉害，痰堵在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拉扯着残破的风箱。他的意识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混沌的迷雾里，偶尔清醒的片刻，也变得极其短暂和模糊。他不再念叨四合院，不再念叨任何人名，只是本能地蜷缩着，抵御着无孔不入的寒冷和身体内部传来的、持续不断的痛苦。
护工们早已习惯了他的状态，例行公事地送来食物和水，清理便溺，动作机械，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麻木。没有人会在他床前多停留一刻，没有人会试图和他说话，更没有人会握住他那双枯瘦、冰凉、布满老年斑的手。
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度过的。窗外北风呼啸，房间里其他老人的鼾声、梦呓、偶尔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易中海躺在冰冷的硬板床上，薄薄的棉被如同纸片。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艰难，胸口的起伏几乎难以察觉。
没有亲人的呼唤，没有朋友的陪伴，甚至没有一句告别。
他就像一盏耗尽灯油的枯灯，火苗在风中挣扎着，闪烁了几下，最终，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时间定格在1993年冬天的某个凌晨。
当第一缕惨淡的晨光透过脏污的玻璃窗，勉强照进房间时，一切已然结束。
负责清晨巡查的护工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脸上带着常年熬夜和应付琐事的疲惫与不耐烦。她挨个床位检查，走到易中海的床边时，习惯性地伸手，准备像往常一样推醒他，或者查看是否需要清理。
手触碰到他的肩膀，一片冰凉僵硬。
她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将手指探到他的鼻下。
没有一丝气息。
她面无表情地收回手，仿佛只是确认了一件寻常物品的损坏。她甚至没有替老人合上那双微微睁着的、早已失去神采的浑浊眼睛，只是转身，对着门外走廊，用她那带着浓重口音、不高不低、却足以让附近几个房间的人都听见的嗓门喊道：
“六号床没了，通知殡仪馆吧。”
声音平静，没有波澜，像是在通知一件物品需要被清走。
没有哭泣，没有骚动，同房间的其他老人或许听见了，或许没有，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病痛或昏睡中。走廊里偶尔走过的其他护工，也只是朝这个方向瞥了一眼，便继续忙自己的事情。
很快，养老院按照流程通知了街道，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早年登记的信息，辗转联系上了刘光福——作为曾经四合院的住户和易中海名义上的“晚辈”（虽然毫无情分），他的联系方式被当成了一个紧急联络点。
刘光福在棋牌室被人叫出来接电话，听到消息后，只是不耐烦地皱了皱眉：“易中海？死了？关我屁事！我又不是他儿子！你们爱找谁找谁！”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街道办的人对着电话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们也知道这情况，只是走个过场。最终，按照无人认领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处理程序，由街道出具证明，联系殡仪馆，派车来接走遗体。
没有葬礼，没有花圈，没有追悼。
易中海的遗体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一张白色的裹尸布一卷，抬上了专用的车辆，运往了火葬场。和他生前最后一段时光一样，整个过程高效、冰冷、无人关注。
他一生讲究“规矩”，看重“养老”，算计着如何有人为自己送终，维护着“一大爷”的体面和尊严。然而，他最终的结局，却是如此彻底地违背了他所有的期望——在远离熟悉环境的陌生之地，在无人问津的孤独中，静默地死去，然后被当作一件无主的物品，程序化地处理掉。
他的骨灰，也许正静静地躺在殡仪馆那一排排整齐而又寂寞的格子间里，周围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和淡淡的尘土味。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但它却始终无人问津、无人认领，仿佛已被这个世界遗忘。
或者，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这些骨灰将会被统一收集起来，送往一个僻静偏远的地方——那里可能是一片荒芜凄凉的原野，也可能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山丘。
“孤独终老”这四个冷冰冰的字眼，宛如一座沉甸甸的墓碑，无情地镇压在他过去那些忙碌奔波、孜孜以求的岁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