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某乡镇养老院的硬板床上，易中海蜷缩着，像一截枯朽的树根。他费力地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上因潮湿晕开的、形状狰狞的水渍，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护工在门外大声抱怨着三号床又拉了裤子，没人理会这间屋里几乎微不可闻的喘息。
昌平那家养老院，与其说是安度晚年的场所，不如说是一个等待生命终结的驿站。条件简陋，人手不足，空气中永远漂浮着消毒水也掩盖不住的、衰老和疾病混合的沉闷气息。易中海被安排在一个六人间里，靠窗的位置，但窗户玻璃灰蒙蒙的，几乎透不进多少阳光。
自从一年多前被街道送来，他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原本还算挺拔的脊背彻底佝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松弛的皮肤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他的耳朵更背了，需要人凑到耳边大声喊叫才能勉强听清。眼睛也花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只能分辨出大致的光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的，要么昏睡，要么就睁着那双浑浊无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某个方向，一望就是大半天。
无人探望。
曾经在四合院里被他视为养老倚仗的“养老人选”——无论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傻柱，还是后来勉强维持表面尊重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出现在这偏僻的养老院。街道的工作人员只在送他来时出现过一次，此后便再无音讯。他就像一件被时代和生活共同废弃的旧物，被遗忘在了这个角落。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了北京。养老院的供暖尚未开始，房间里阴冷潮湿。易中海本就虚弱的身子扛不住这骤变的天气，先是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咳嗽不止，痰音浓重，接着便发起了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的时候，是种折磨。他会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关节的酸疼，胸腔的灼痛，还有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寒意。他会想起很多往事，走马灯似的在模糊的眼前闪现。想起自己作为八级钳工在轧钢厂的荣光，想起在四合院里主持大局、一言九鼎的威严，想起如何处心积虑地物色养老对象，如何用“道德”和“集体”的名义捆绑傻柱……那些算计，那些权衡，如今想来，竟显得如此遥远和可笑。
“柱子……雨柱……”在偶尔意识清醒的瞬间，他会无意识地念叨这个名字，声音微弱得如同叹息。是悔恨？是埋怨？还是仅仅因为这是他晚年生活中最深刻的执念？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但回应他的，只有房间里其他老人沉重的鼾声或呻吟，以及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糊涂的时候，他似乎又回到了四合院。他会对着空荡荡的墙壁，含糊地念叨：“开……开全院大会……老刘，老阎……人都到齐了吗？”“秦淮茹家……困难……大家要……要帮助……”“柱子……你这……不合规矩……”
护工们都很忙，也很不耐烦。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家人打点、没有额外“表示”、又脏又病、沟通困难的老人，她们尽到的基本只是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护理——按时送来寡淡无味的流食，偶尔帮忙翻个身，清理大小便。动作谈不上轻柔，嘴里也时常带着抱怨。
“哎哟，三号床又拉了！真是烦死了！”一个粗嗓门护工的声音在门外走廊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厌烦，“这老家伙，也没个人来看看，就知道添麻烦！”
她的抱怨声清晰地传进来，但床上的易中海已经听不真切了，或者说，即使听到了，他也无力做出任何反应。他只是艰难地喘息着，每一次呼吸都扯得胸腔生疼，喉咙里发出那种破风箱即将散架般的、令人不安的“嗬嗬”声。
他蜷缩在冰冷的硬板床上，薄薄的被子根本无法带来多少暖意。他费力地睁着浑浊的双眼，视线模糊地定格在天花板上。那里，有一片因常年渗水而晕开的、形状扭曲狰狞的深色水渍，像一张嘲弄的鬼脸，又像他这一生算计、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的、扭曲的缩影。
无人问津，病痛缠身，在陌生的环境里，等待着注定孤独的终点。
这就是曾经的四合院“一大爷”易中海，在1993年深秋的结局。他所有的谋划，所有的“规矩”，最终都没能为他换来床前的一杯热水，一句温暖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