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某乡镇养老院的硬板床上,易中海蜷缩着,像一截枯朽的树根。他费力地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上因潮湿晕开的、形状狰狞的水渍,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护工在门外大声抱怨着三号床又拉了裤子,没人理会这间屋里几乎微不可闻的喘息。
昌平那家养老院,与其说是安度晚年的场所,不如说是一个等待生命终结的驿站。条件简陋,人手不足,空气中永远漂浮着消毒水也掩盖不住的、衰老和疾病混合的沉闷气息。易中海被安排在一个六人间里,靠窗的位置,但窗户玻璃灰蒙蒙的,几乎透不进多少阳光。
自从一年多前被街道送来,他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原本还算挺拔的脊背彻底佝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松弛的皮肤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他的耳朵更背了,需要人凑到耳边大声喊叫才能勉强听清。眼睛也花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只能分辨出大致的光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的,要么昏睡,要么就睁着那双浑浊无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某个方向,一望就是大半天。
无人探望。
曾经在四合院里被他视为养老倚仗的“养老人选”——无论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傻柱,还是后来勉强维持表面尊重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出现在这偏僻的养老院。街道的工作人员只在送他来时出现过一次,此后便再无音讯。他就像一件被时代和生活共同废弃的旧物,被遗忘在了这个角落。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了北京。养老院的供暖尚未开始,房间里阴冷潮湿。易中海本就虚弱的身子扛不住这骤变的天气,先是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咳嗽不止,痰音浓重,接着便发起了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的时候,是种折磨。他会清晰地感受到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关节的酸疼,胸腔的灼痛,还有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寒意。他会想起很多往事,走马灯似的在模糊的眼前闪现。想起自己作为八级钳工在轧钢厂的荣光,想起在四合院里主持大局、一言九鼎的威严,想起如何处心积虑地物色养老对象,如何用“道德”和“集体”的名义捆绑傻柱……那些算计,那些权衡,如今想来,竟显得如此遥远和可笑。
“柱子……雨柱……”在偶尔意识清醒的瞬间,他会无意识地念叨这个名字,声音微弱得如同叹息。是悔恨?是埋怨?还是仅仅因为这是他晚年生活中最深刻的执念?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但回应他的,只有房间里其他老人沉重的鼾声或呻吟,以及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糊涂的时候,他似乎又回到了四合院。他会对着空荡荡的墙壁,含糊地念叨:“开……开全院大会……老刘,老阎……人都到齐了吗?”“秦淮茹家……困难……大家要……要帮助……”“柱子……你这……不合规矩……”
护工们都很忙,也很不耐烦。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家人打点、没有额外“表示”、又脏又病、沟通困难的老人,她们尽到的基本只是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护理——按时送来寡淡无味的流食,偶尔帮忙翻个身,清理大小便。动作谈不上轻柔,嘴里也时常带着抱怨。
“哎哟,三号床又拉了!真是烦死了!”一个粗嗓门护工的声音在门外走廊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厌烦,“这老家伙,也没个人来看看,就知道添麻烦!”
她的抱怨声清晰地传进来,但床上的易中海已经听不真切了,或者说,即使听到了,他也无力做出任何反应。他只是艰难地喘息着,每一次呼吸都扯得胸腔生疼,喉咙里发出那种破风箱即将散架般的、令人不安的“嗬嗬”声。
他蜷缩在冰冷的硬板床上,薄薄的被子根本无法带来多少暖意。他费力地睁着浑浊的双眼,视线模糊地定格在天花板上。那里,有一片因常年渗水而晕开的、形状扭曲狰狞的深色水渍,像一张嘲弄的鬼脸,又像他这一生算计、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的、扭曲的缩影。
无人问津,病痛缠身,在陌生的环境里,等待着注定孤独的终点。
这就是曾经的四合院“一大爷”易中海,在1993年深秋的结局。他所有的谋划,所有的“规矩”,最终都没能为他换来床前的一杯热水,一句温暖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