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中老伴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在出租屋的寒气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刘光福翻箱倒柜找出半包受潮的饼干,刘光天则死死攥着母亲棉袄内衬里缝着的八十三块六毛钱,兄弟俩为这件破棉袄的归属在冰冷的屋子里扭打起来。
刘海中的死,像抽走了老伴脊梁骨里最后一根脆弱的支柱。这个沉默寡言、操劳了一辈子、始终活在丈夫威严阴影下的老妇人,在接过儿子刘光天递来的、那个粗糙冰凉的三合板骨灰盒时,整个人就如同被秋风吹透的枯叶,肉眼可见地萎靡下去。
她不再念叨,不再偷偷抹泪,只是整日抱着那骨灰盒,蜷缩在通州那间比冰窖强不了多少的出租屋角落,眼神空洞地望着结了霜花的窗户。儿子们来得更少了,似乎父亲的离世也斩断了他们最后一点象征性的责任。偶尔刘光福输光了钱,会回来翻找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刘光天则只在确定弟弟不在时,才过来转一圈,眼神飘忽,不知在琢磨什么。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出租屋里没有像样的取暖设备,只有一个小的、呛人的煤球炉子,煤球还得省着用。寒风从门窗的缝隙里飕飕地往里钻,墙上挂满了霜。老太太身上的棉袄还是很多年前的,棉花早就滚了包,又硬又薄,根本不抵寒。
就在刘海中断气后不到三个月,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老太太抱着冰冷的骨灰盒,在饥寒交迫中,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呼吸。她走得和她丈夫一样,无人知晓,无人陪伴。
第二天上午,刘光福因为无处可去,缩着脖子回到出租屋,打算在这儿凑合一天。一推门,一股比往常更刺骨的寒意和死寂扑面而来。他叫了两声“妈”,没人应。走到角落,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僵了,身体蜷缩着,怀里还死死抱着那个骨灰盒,脸上定格着一种痛苦的扭曲。
刘光福愣了一下,随即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句街,也不知是在骂这鬼天气,还是骂这接二连三的“麻烦”。他没有先去管母亲的遗体,而是习惯性地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任何可能值钱或者能吃的东西。最后,只在橱柜角落摸出半包不知放了多久、已经受潮发软的饼干。他嫌弃地皱了皱眉,但还是揣进了兜里。
就在这时,刘光天也来了。他进门看到这番景象,脸色变了几变,目光迅速扫过屋子,最后落在了老太太身上那件旧的藏蓝色棉袄上。他记得清楚,拆迁后那点钱,大部分被刘光福糟蹋了,但母亲当时还是偷偷藏起了一点体己钱,他曾隐约看见她哆嗦着手往这件棉袄的内衬里缝东西。
刘光天几步上前,伸手就去扒拉母亲身上的棉袄。
“你干什么!”刘光福见状,立刻冲过来阻拦。
“人都死了,这破衣服还穿着干嘛!”刘光天用力扯着。
“放手!这是妈的东西!”刘光福虽然混账,但潜意识里觉得这行为太过分,也可能是单纯不想让哥哥得逞。
兄弟俩在母亲尚未僵硬的遗体旁,为了那件破旧的棉袄,撕扯扭打起来。刘光天仗着平时干点体力活,力气大些,一把将刘光福推开,刺啦一声,硬是将棉袄从母亲身上扯了下来。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在内衬里摸索,果然摸到一个缝死的小布包。他用力撕开线脚,里面是一小卷脏兮兮的纸币和毛票。
刘光天眼睛一亮,迅速清点。
“八十三块六!”他喊道,语气带着一丝发现宝藏的兴奋。
刘光福一听,眼睛也红了,立刻扑上来抢:“钱是妈的!也有我一份!”
“滚蛋!妈最后这段时间是谁管的?这钱就该是我的!”刘光天死死攥着钱,另一只手推搡着弟弟。
“你管个屁!你来看过几回?这房子租金还是我付的!”刘光福不依不饶,伸手去抠哥哥攥紧的拳头。
两人在冰冷、充斥着死亡气息的屋子里,像两条争夺腐肉的野狗,再次扭打在一起。咒骂声、喘息声、身体撞到破烂家具的声音响成一片。他们谁也没有去看一眼床上那位给予他们生命、此刻却已冰冷僵硬的母亲。
最终,刘光天凭借力气抢到了那卷钱,死死攥在手心,鼻青脸肿地冲出了出租屋。刘光福追到门口,跳着脚大骂:“刘光天!你不是人!这钱你拿了不得好死!”
刘光天头也不回地跑了,仿佛生怕弟弟追上来。
刘光福骂累了,喘着粗气回到屋里,看着空荡荡的、只剩下母亲遗体(连件外衣都被扒走)和那个骨灰盒的床铺,又看了看自己刚才因为扭打而蹭脏的手,一股莫名的、巨大的空虚和愤懑涌上心头。他猛地一脚踹翻了墙角那个破煤球炉子,炉灰撒了一地。
他得想办法处理这具尸体,就像处理他爹那样。可他连买席子的钱都没有了。
刘光福颓然地蹲在地上,看着母亲那张青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他和他哥,可能真的连畜生都不如。
但这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他现在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找到刘光天,把那八十三块六毛钱,抢回属于他的那一半。
人性的凉薄与贪婪,在这间冰冷的出租屋里,上演得淋漓尽致。所谓的家产,不过是一件破棉袄和八十三块六毛钱,却足以让亲兄弟反目成仇,将最后一点人伦践踏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