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带来的那点微薄补偿款，如同滴入沙漠的水，在刘光福手里没撑过半年。他依旧混迹于棋牌室，妄想着能时来运转，却总是输多赢少。
瘫在床上的刘海中，从最初的资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累赘，被安置在通州城乡结合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租金最便宜的出租屋里，唯一的“照顾”来自刘光福偶尔良心发现（或者输光了钱无处可去）时带回来的冷馒头和咸菜，以及一个被刘光福用每天两包廉价烟雇来的、半聋半瞎的老头，每天过来瞅一眼，帮忙倒一下便盆。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天气转凉得很快。那间出租屋更是阴冷潮湿，墙壁上凝结着水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病人身上特有的、混合着霉味和尿骚气的腐朽气息。刘海中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破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条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硬邦邦的棉被。他早已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瘫痪多年，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照料，他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早已耗到了尽头。
大多数时候，他是糊涂的，流着口水，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糊满旧报纸的顶棚，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啊啊”声。偶尔，在极短的清醒瞬间，他那浑浊的眼珠里会闪过一丝茫然和恐惧，仿佛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然后这丝清醒迅速被更深的混沌吞没。
这天下午，刘光福又输光了身上最后一个子儿，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租屋。屋里死寂一片，连那个半聋老头今天都没来。他习惯性地走到床边，想看看老头有没有留下点吃的，却发现他爹今天格外“安静”。
“爸？”他喊了一声，没有回应。
他有些不耐烦地伸手推了推，触手一片冰凉僵硬。
刘光福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掀开了盖在刘海中脸上的那块用来挡灰尘的旧报纸。
刘海中双目圆睁，瞳孔早已涣散，失去了最后一点神采，嘴巴微微张着，保持着最后一口呼吸艰难吐出的姿态。脸上是死人才有的青灰色。
刘光福愣了几秒钟，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瞬间的茫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解脱，但更多的是一种“麻烦来了”的烦躁。他咕哝了一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屋里：
“死了也好，省得受罪。”
不知是说给他死去的父亲听，还是安慰他自己。
他没有立刻哭泣，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悲伤，而是下意识地开始翻找父亲那空荡荡的、散发着异味的枕头底下，床边那个破木箱……试图找出老头子是否还藏着点私房钱。结果自然是徒劳。
现实的问题迫在眉睫。人死了，得处理。
他摸遍自己全身，只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不到五块钱。他烦躁地抓了抓油腻的头发，走到门口，对着空荡荡、堆满杂物的院子喊了一嗓子，声音里带着惯有的无赖和催促：
“哥！刘光天！爸没了！凑钱买席子吧！”
刘光天住在更远一点的郊区，得到消息骑着辆破自行车赶过来时，天已经擦黑。兄弟俩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床上那具已经开始僵硬的尸体，脸上都没有太多悲戚。
“咋办？”刘光福问。
“能咋办？赶紧送火葬场呗！”刘光天皱着眉，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这味儿……”
“钱呢？”刘光福摊手，“我这儿就这几块，连个最便宜的骨灰盒都买不起。”
兄弟俩面面相觑，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各自去找平时那些酒肉朋友、牌友借钱。好话说尽，赔尽笑脸，总算凑够了一笔刚够支付最廉价火化、以及买一个最简陋的、用三合板钉成的骨灰盒的费用。
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甚至没有通知任何以前的邻居老街坊——他们也不知道该通知谁，或者说，觉得没必要。
第二天，兄弟俩雇了一辆拉货用的三轮车，用那张裹过尸体的破席子将刘海中一卷，抬上车，径直拉去了火葬场。整个过程匆忙、潦草，像处理一件亟待清运的垃圾。刘光福甚至因为火葬场要求购买的一个最低消费的卫生棺（其实就是硬纸板做的）又多花了几块钱，而一路骂骂咧咧。
当那具曾经痴迷于官位、在四合院里摆足了二大爷架子的躯体，被推进焚化炉时，兄弟俩站在外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一种卸下包袱后的轻松，以及为凑钱而引发的、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埋怨。
最终，刘光天捧着那个廉价得扎手的骨灰盒，问刘光福：“放哪儿？”
刘光福不耐烦地挥挥手：“随便找个河边埋了，或者你先拿着，我那儿没地方放！”
一场丧事，就这样仓促开始，又仓促结束。
刘海中的一生，在儿子的敷衍和抱怨中，画上了一个无比凄凉潦草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