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老张的电话，我没有立刻赶去展览馆。
那件东西既然已经摆在那儿了，就不会长腿跑掉。
相反，对方既然急着把“恐吓”送到台前，说明后台的某些东西正在失控。
我反锁了社区值班室的门，将窗帘拉严，把那箱从建委公示栏撕下来的复印件一股脑倒在办公桌上。
台灯压得很低，光圈只罩住纸面。
我的大脑开始像高频扫描仪一样运作。
一百四十二份文件，跨度三个月。
我将带有分管城建副镇长签名的七份文件一字排开。
普通人看这些签名，就是一模一样的鬼画符。
但在我眼里，每一个笔画的起承转合都是精确的矢量图。
前六份签名的“张”字，起笔的撇都有一个极轻微的顿点，那是他习惯用的英雄100金笔特有的阻尼感。
唯独那份《危房认定审批表》。
我拿出量角器，压在签名上。
收笔的角度向左偏了三度。
更致命的是墨迹——前六份的墨色在转折处也是均匀的，而这一份，在“弓”字的弯钩处，墨迹明显加深。
这是运笔犹豫造成的墨水堆积。
签字的人在模仿，他在画字，而不是写字。
视线右移，落款时间：周五下午16:17。
我闭上眼，调取上周五的记忆存档。
那天中午12:30，我在食堂门口见过镇政府的奥迪A6驶出大门，车牌尾号309，那是副镇长的专车。
紧接着，下午13:00的县级新闻直播里，他的身影出现在县礼堂的扶贫表彰大会前排，直到17:00会议结束。
一个在三十公里外开会的人，怎么在镇上的审批表上签字？
这是一份“幽灵文件”。
但这还不够，孤证不立。
我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流程到底烂到了哪一层。
我拨通了县档案馆小刘的微信语音，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帮我个忙，我在做社区治理课题，想看看最近涉及‘重点地块清理’的内部流转单格式，拍个照就行，不要内容。”理由很冠冕堂皇。
五分钟后，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很糊，显然是偷拍屏幕的。
这是一份《林家老宅处置专项协调函》，红头文件，密级“内部”。
落款是“镇党政联席会议”，编号：[2023]104号。
我盯着那个编号，瞳孔猛地收缩。
根据我之前收集的周报，上周三召开的例会纪要编号已经是106号。
这份104号文件，虽然落款日期填的是上周五，但它的出生序列号却属于两天前。
他们在造“死后文件”。
先有了拆除的既定事实，再倒回去补程序，连会议记录都是后填的萝卜坑。
这种操作一旦坐实，就是伪造公文，足以触发纪检监察的立案调查。
深夜的办公室静得吓人，只有主机箱嗡嗡的散热声。
门锁忽然咔哒一声轻响。
我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裁纸刀，却看见顾昭亭侧身挤了进来。
他带着一身湿重的夜露，帽檐压得很低。
“别紧张。”
他走到桌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U盘，轻轻推到我手边。
U盘的金属外壳上还带着体温。
“镇供电所后门的摄像头有个死角，那儿有个废弃的配电箱。”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有人以为那是绝对盲区，把它当成了临时保险柜。”
我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在不触动警报的情况下拿到的。
他是那种只要认定目标，就会变成影子的猎人。
插上U盘，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时长七分钟。
视频的时间戳显示是《协调函》生成当日的凌晨01:23。
画面里是一间只开了台灯的办公室。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人背对着镜头，手上戴着那种鉴定文物用的白手套。
他并没有在办公，而是在一张废纸上反复练习着什么。
镜头拉近，虽然模糊，但我看清了他手下的动作——他在模仿签字。
写满一张，揉掉，扔进碎纸机。再写一张。
直到视频的第6分40秒，他似乎满意了，才在那份正式的红头文件上落笔。
我迅速截图，提取视频元数据。
拍摄设备是某款老式执法记录仪，这种设备没有联网功能，所以他们才会放心地用它来记录“工作留痕”，以防日后内讧时互相咬死。
这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双手套，和那个并不存在的“凌晨签字现场”。
我拔下U盘，贴身放进内衣口袋。
现在的证据链已经闭合了：时间悖论的签名、倒序的公文编号、凌晨的模仿秀。
但我没有立刻去县里举报。
直接上访，材料大概率会在半路被“维稳”截胡。
面对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网，单刀直入是送死，我要做的是把水搅浑。
我找出三个不同颜色的信封。
第一封是挂号信，收件人：市纪委监委驻住建系统纪检组。
里面只有那份《审批表》的高清复印件和行程对比图，附言只有一句话：“请核查签字真实性与行程冲突。”
第二封是电子邮件，设定定时发送，收件人是我大学的一位学长，现在是市级都市报的调查记者。
标题耸人听闻：《危房背后的时间悖论：谁在替死人签字？
》。
第三份，是最厚的一叠纸质副本。
我把它装进牛皮纸袋，用胶带缠了三圈，要在明天一早寄给早已退休的老校长。
他在教育系统威望极高，且是个出了名的硬骨头。
我给他留了一张条子：“若我失联超过24小时，请将此袋直接交给省巡视组。”
这是我的“死手系统”。
哪怕这一局我输了，哪怕我被他们按住发不出声，这些散出去的雷也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接连引爆。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周三下午。
办公室的座机突兀地响了起来。来电显示：镇建委办公室。
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林同志啊，”电话那头的声音一改往日的强硬，变得客气而粘稠，像是一条吐信的蛇，“关于老宅认定的事，领导觉得可能有些误会。要不，咱们当面沟通一下？有些流程上的细节，电话里说不清。”
我对着镜子，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领。
镜子里的女孩，脸色苍白，但眼神冷得像冰。
他们慌了。我的那些小动作，已经让他们闻到了焦糊味。
“可以。”我平静地回答，“但我希望能有第三方在场，毕竟我现在对任何口头承诺都过敏。”
对面沉默了两秒，似乎在权衡利弊，最后干笑了一声：“行，都依你。”
挂断电话，我看向窗外。
天色渐暗，乌云压得很低，一场更大的暴雨正在酝酿。
他们以为只要坐下来，就没有谈不拢的价码，以为还能像从前那样关起门来，把黑的说成白的。
可惜，现在每一道门缝里，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我拉开抽屉，取出那枚早已准备好的工作胸牌，上面印着一行崭新的字样：“社区文化遗产排查专项工作组”。
明天是周四，九点整，好戏才刚刚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