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30日,“泰康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码头。
陈默身着剪裁合体的米白色西装,袖口别着一枚不起眼的珍珠袖扣——那是与上海地下党接头的暗号,站在甲板上,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码头的日伪岗哨。
正如他所料,码头虽有日军士兵和伪警察巡逻,却对他们这群“重庆来的商人”并未过多留意——毕竟战时上海往来的商贾众多,一个“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实在掀不起什么波澜。
走下舷梯,陈默按照约定,在码头出口的“祥记烟摊”前停下,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轻声问道:“老板,有火柴吗?要洋火。”
烟摊老板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者,抬头看了他一眼,递过一盒火柴,声音沙哑:“洋火贵,省着点用。最近茶叶好卖吗?”
“不好卖,路上耽误了,怕受潮。”
陈默接过火柴,指尖在烟盒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苏晴提前约定的接头暗号,“受潮”代表“安全抵达,需对接情况”。
老者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低声道:“跟我来,里面谈。”
跟着老者走进烟摊后的小阁楼,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女子正坐在桌前,见陈默进来,起身迎上:“陈先生,我是上海地下党联络员黄薇,苏晴同志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她递过一杯热茶,语气凝重,“上海的形势比重庆更严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就在虹口,日伪情报机关遍布租界和华界,上个月刚破获了我们三个联络点,牺牲了七位同志。”
陈默接过茶杯,心中一沉:“我知道,刘凯叛变后,军统的情报网也毁了,这次来,既是重建军统情报站,也是为组织收集日军核心军事计划。”
“组织已经为你的双重身份做好了掩护。”
黄薇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你的伪造身份——‘日籍商人佐藤的翻译陈默’,佐藤是日本三井物产的驻华代表,表面做贸易,实则为日军搜集经济情报。我们已经打通了关系,你明日便可去日伪情报机关的外围部门‘经济调查课’报到,负责协助佐藤整理贸易数据。”
她顿了顿,补充道:“这个身份很安全,佐藤的真实身份只有组织少数人知道,日伪只当他是普通日商。你借着‘翻译’的名义,既能接触日伪官员,又不会引起过度怀疑——经济调查课主要负责统计上海的工商数据,看似不重要,却是日伪情报机关的‘信息入口’,很多军事部署的蛛丝马迹,都会藏在贸易数据里。”
陈默接过文件,仔细翻看——伪造的身份证明、学历证书、与佐藤的“雇佣合同”,每一份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还有他在日本“留学”的假档案。
他心中感激,点头道:“多谢组织安排,我会好好利用这个身份,尽快摸清日伪情报机关的情况。”
次日清晨,陈默身着西装,带着伪造文件,来到位于外滩的日伪“上海特别市情报署”。经济调查课课长是个叫高桥的中年日本人,矮胖身材,戴着圆框眼镜,见到陈默,劈头就用日语问道:“你就是佐藤介绍的翻译?日语说得怎么样?会不会统计报表?”
陈默躬身行礼,用流利的东京腔日语回答:“高桥课长您好,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三年,日语交流和书面翻译都没问题,统计报表也学过,一定能协助佐藤先生完成工作。”他的日语发音标准,语气谦逊,瞬间打消了高桥的初步疑虑。
“很好。”高桥满意地点头,指着靠窗的一个空位,“那你就坐在这里,负责整理上海的茶叶、丝绸贸易数据,每天下班前交给我。记住,这里是情报署,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明白吗?
“嗨!”陈默应道,走到工位坐下。放下公文包的瞬间,他快速扫视整个办公室——经济调查课有十二名职员,六名日本人,六名中国人,中国人大多负责基础数据录入,日本人则负责审核和上报;办公室的门正对走廊,每隔半小时会有一名伪警察巡逻;走廊尽头有一扇铁门,门口站着两名持枪日军士兵,想来就是核心情报区的入口。
整整一天,陈默都在“认真”整理贸易数据,实则在细致观察机关内部架构。
他发现,经济调查课虽属外围部门,却与其他科室联系紧密——上午十点,有“军事调查课”的人来取“军工原料贸易数据”;下午两点,“特务课”的人来核对“可疑商人名单”。这意味着,只要能掌握经济调查课的数据流,就能间接获取日军的军事、特务动向。
他还注意到人员分工的细节:高桥课长每天下午三点会去三楼的“署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汇报时长约二十分钟;负责审核数据的日本职员小林,烟瘾很大,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会去一次吸烟室,每次约十分钟;中国职员大多沉默寡言,眼神中带着恐惧,显然是被迫为日伪工作。
至于巡逻规律,他也摸得一清二楚——走廊的伪警察巡逻,白天每半小时一次,晚上每十五分钟一次;核心情报区的日军士兵,每一小时换岗一次,换岗时会有三分钟的空隙,铁门会短暂打开。
“核心情报区守卫太严,硬闯肯定不行,只能逐步渗透。”
陈默在心中盘算,“先从经济调查课入手,通过整理数据,找出日军的物资补给规律;再接近小林,利用他的烟瘾,套取军事调查课的情报;最后想办法通过高桥课长,接触署长办公室的人——只有进入核心情报区,才能拿到日军的核心军事计划。”
下班时,高桥叫住陈默:“明天佐藤会来办公室,你跟他一起去见商会的人,负责翻译。好好表现,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嗨,多谢课长栽培!”
陈默躬身应道,心中却暗自警惕——与商会的人见面,意味着他将接触更多日伪官员,既是机会,也是风险。
他必须演好“汉奸翻译”的角色,既要获得日伪的信任,又不能真的沦为他们的帮凶。
走出情报署,上海的夜色已浓。陈默沿着外滩漫步,江风吹拂着他的衣角,远处日军的岗楼亮着探照灯,刺眼的光芒扫过江面。他摸了摸胸口的怀表,心中坚定——虽然上海的形势严峻,日伪情报机关戒备森严,但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耐心潜伏,细致观察,寻找每一个可以渗透的机会,为组织,为抗战,收集最关键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