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7月3日的正午，黄河峡谷，水压机房。
水压机轰鸣，石窟震颤。
张大山脖颈青筋暴突，仰头紧盯。
两米一长、一百五十毫米粗的炮管毛坯，在巨型模具中正由暗红转向暗青。
淬火！生死三十秒！
冷却速度差之毫厘，金相即谬以千里——轻则折寿，重则炸膛！
他是也是来自秦岭机械厂的技术骨干，去年被分配到晋中兵工厂。
是这台一千五百吨巨兽的主操手，也是晋中根据地仅有的五位能够掌握这台水压机的人员之一。
“压力保持！”
他对着传声筒嘶吼，回声在岩壁间冲撞，“稳住了！”
奔腾的黄河水驱动峡谷水电站的水轮机，将自然的怒吼转化为机械的伟力，注入这台从阎锡山兵工厂抢出的、昭和六年的日本机器。
“大山哥！冷却水流量异常！”
观察口传来学徒劈裂的嘶喊。
张大山心头猛沉！压力表指针在绿区边缘狂颤！
温度计：七百五十度，每秒骤降三度——太快了！要的是均匀缓冷！
“开三号备用阀！手动调节，每分钟加五升！跑着去！”
命令如炸雷。
学徒连滚爬爬扑向阀组。
另一端传来金属摩擦的尖啸，是工友在生死时速中调整模具。
张大山双目如炬，父亲的话刻在骨血里：“眼里有尺，心里有秤！”
此刻，他眼中是炮管每一毫米的色泽变幻，心中是冷却曲线每秒的斜率。
漫长的三分钟，如三载煎熬。
“裂纹检测通过！无瑕疵！无瑕疵！”
嘶哑的欢呼终于响起！
张大山腿一软，瘫坐操作台。
汗水浸透安全帽边缘，在厚帆布工装洇开深痕。
他掏出怀表——“沈阳兵工厂 民国二十一年授”！
这是父亲的遗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兵工厂锻轧车间。
八级锻工张全福，怀抱三千吨水压机主控阀图纸，面对鬼子刺刀：
“这不能给！”
刺刀进出……
鲜血混着冷却油流淌。
图纸被他塞入炉膛，化为灰烬。
他从父亲的遗体怀中摸出这块表，指针停在十点二十。
张大山将表贴在耳边。
表针停摆，他却听见黄河咆哮、水压机轰鸣，更听见十四年前父亲最后的低语：
“大山，记住…中国人造的机器，一寸铁、一张纸，都不能落鬼子手里！”
他起身，手掌抚上滚烫的炮管。
钢铁灼热，他没缩手。
那光滑、坚硬的触感，蕴藏着生命般的温度。
“爹，”他对着炮管，也对着怀表低喃，“咱造的炮…马上就能打回沈阳了。”
窗外，黄河奔涌，正午阳光在水汽中架起一道跨越峡谷的微小彩虹。
7月5日傍晚，河北白洋淀的地下火药厂。
夕阳将芦苇荡染成血金。
赵思明站在“大成染料厂”棚屋门口，白大褂纤尘不染，金丝眼镜后的双眼布满血丝。
渔村表象下，潜入水下三米，便是四篮球场大的地下车间。
这是翼中根据地核心无烟火药基地。
“厂长，硝化度到八十二了，还在升！”
对讲机里技术员声音发抖。
赵思明指节捏得发白，语气却沉静如冰：
“停！立即降温，转入安定处理。重复，立即！”
他是剑桥化学工程博士，那时，月薪五百大洋，住着法租界洋房，开着美国轿车。
这些都已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化为废墟。
他目睹相伴六年的助手只剩半截残躯，手中紧攥未写完的记录。
次日，他将洋房钥匙抛入黄浦江，登上去重庆的船。
后在老同学顾良弘的引荐下来到了秦岭实验中心，以后实验室并入延安自然科学院。
是他申请来到这白洋淀芦苇荡之下。
粗布衣替代了西装，旱烟袋取代了雪茄，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活着”。
安定处理的六小时，赵思明枯坐控制室。
红绿灯明灭闪烁，如同这个民族在深渊边缘摆荡的命运。
三个月前的惨剧浮现：反应釜压力失控，安全阀失效！
二十四岁的北大化学天才周技术员，用身体扑护数据本！
爆炸将小周掀飞，全身60%烧伤，至今生死未卜。
探视时，绷带缠身的青年只露出眼睛，却笑着说：“厂长…数据…保住了。”
赵思明骂了句粗口冲出病房，在走廊蹲下，四十多岁的男人哭得撕心裂肺。
对讲机突然响起：
“安定处理完成！样品检测…厂长！硝化度八十二点三！
安定性测试——全部达标！我们…成了！”
死寂，旋即被压抑的哭笑声打破。
有人抱作一团，有人捶墙，有人跪地磕头。
赵思明起身，推开厚重的铅玻璃观察窗。
带着芦苇清甜与水汽的晚风涌入。
他深吸一口气，剑桥的下午茶、康河的柔波、教授们关于“纯粹与应用科学边界”的争论…...
遥远得如同隔世。
此刻，他在白洋淀地下，用华北的棉花短绒，炼出了合格的单基发射药！
这意味着，从下月起，战士的枪膛炮弹，将不再依赖缴获的日械，不再因哑火而无谓牺牲！
“厂长，给这配方起个名吧？像咱们得红旗步枪一样的名字！”
技术组长红着眼眶提议。
赵思明凝视窗外渔火次第点亮，如星坠水面。
“叫‘曙光’。”
他低语。
水面之下，崭新的生产线正在轰鸣。
这“曙光”，正一寸寸刺破古老民族最深沉的长夜。
1943年7月7日的上午，延安，大操场。
大风猎猎，操场上的红旗似欲挣脱旗杆，直上云霄。
李永胜立于后台，透过幕布缝隙望去。
黑压压的人群——士兵、干部、百姓、国际友人。
阳光刺眼，他眯起眼，看见前排一位老兵，空荡的左袖管被仅存的右手紧紧攥住。
“主席，讲稿。”
秘书递上粗糙厚实的马兰纸稿。
他摆摆手：“不用。该说的话，在肚里，在心里。”
踏上讲台，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席卷而来。
唯一的扩音器上月损坏，但他湘潭口音的洪亮话语，足以穿透整个操场：
“同志们！”
掌声渐息。
五万双眼睛如五万簇跃动的火苗，聚焦于他。
“七年前的今天，日本强盗在卢沟桥开了第一枪！”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全场，“那时他们狂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台下死寂。
风卷黄土扑面，无人抬手。
“七年后，我们在哪里？”
声音陡然拔高，激荡四野。
“我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在延安！在太行山！在沂蒙山！在黄河边！在白洋淀！在全中国所有鬼子想占却占不了的地方！”
掌声与呐喊轰然爆发，如惊雷炸裂！
那独臂老兵拼命以右手捶打胸膛，空袖管在狂风中烈烈飞舞！
待声浪稍平，李永胜蓦然转身。
身后，两名魁梧警卫“哗啦”一声抖开一面巨大的军旗！
红布由缴获的日军降落伞染就，色泽虽未臻完美，却鲜亮夺目！
左上角，黄布剪成的五角星针脚细密；
右侧，五个浓墨大字力透布背——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对的寂静！
时间仿佛凝固，连呼啸的风都屏住了呼吸。
五万人的目光，凝固在这面于烽火硝烟中孕育、由无数无名英雄血汗智慧铸就的旗帜之上。
独臂老兵的右手，死死攥紧了那空荡的袖管，浑浊的眼中，爆发出刺破长夜的光。
红旗在七月的狂风中，猎猎招展，如同挣脱枷锁的巨龙，昂首欲飞！
李永胜站在红旗前，等。
等这波情绪的海啸过去，等人们重新看向他。
“为什么叫解放军呐？”
他开口，声音压住了残余的喧嚣。
“因为我们的任务变了。
以前是抵抗，是生存。
现在是进攻，是解放。
解放被鬼子占领的土地，解放被压迫的同胞，直到解放——全中国！”
最后三个字，他是吼出来的。
“看看你们的身后。”李永胜手指向北方，那是太行山的方向。
“在那里，我们的工人同志，用从鬼子手里抢来的机器，用从铁轨上拆下来的废钢，造出了比原装货还结实的炮！
造出了够打一场大战的子弹！
造出了小鬼子做梦都想不到，咱们中国人自己能造出来的东西！”
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更沉，更重，像锻锤砸在铁砧上。
“再看看那里。”
他转向东北，“在山海关外，在黑土地上，还有百万同胞在日本铁蹄下呻吟！
还有沃野在等待春耕！
还有沈阳的烟囱，等着冒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烟！”
他走到台边，手臂像一杆标枪，笔直指向东北：
“所以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向东北进军！
用我们造的枪，我们产的炮，把我们的人，我们的土地，一寸！不少地！拿回来！”
“拿回来！拿回来！拿回来！”
五万人的怒吼汇成钢铁的洪流。
李永胜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那些苍老的脸，那些残缺的脸，那些泪流满面的脸。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历史开始转向了。
不是慢慢转，是“咔嚓”一声，像枪械上膛，像锻锤落下，像太行山深处那炉钢水终于达到临界温度——
该凝固的，会凝固成钢铁；该流动的，会汇成洪流。
就在同日下午，太原兵工厂。
广播喇叭里的大会实况已经结束，但山谷里似乎还回荡着“解放全中国”的呐喊。
沈思成走出炮钢研究所，看见整个兵工厂的人都站在空地上。
工人、技术员、警卫战士、烧饭的大娘、甚至那几个从天津跑来投奔的学生娃娃，所有人都仰着头，望着挂在老槐树上的喇叭。
很多人脸上挂着泪，但没一个人哭出声。
车间主任老刘走过来。
这个打了四十年铁的老汉，手掌厚得像铁砧，此刻却在发抖。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用力拍了拍沈思成的肩膀，拍得生疼。
电气化研究所的妻子方静薇也和几个工程师来了，方静薇只是抱着沈思成流着泪：
“老沈，我们就要回东北了！回东北看看咱们得爹娘了！”
“沈工……”老刘终于等到方静薇放开沈思成，挤出声音，带着浓重的晋中口音，“咱们……咱们造的枪炮，要叫解放这个名儿了……”
“听见了。”
沈思成也拍拍他的肩，“所以老刘，下个月开始，所有型号，产量加百分之五十。有问题吗？”
老刘一愣，随即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加百分之八十都没问题！就是……就是原材料，特别是钒铁，库存不多了。”
“秦岭集团刚从水城送来一批钒铁钢，解了咱们得燃眉之急，”沈思成说，“你只管生产。
前方将士要用命去拼，我们多流点汗，算什么。”
他转身走回车间。
最大的那台车床前，一截刚车好的炮管躺在支架上，内膛的膛线在从岩缝漏下的天光里，泛着冷冽的蓝黑色螺旋光，像某种沉睡的、等待被唤醒的力量。
徒弟跟进来，欲言又止。
“说。”
“沈工，您真要……加百分之五十？现在工人们已经三班倒了，机器就没停过。
再往上加，我怕……”
“怕什么？”沈思成没回头，手指抚过炮管光滑的外壁，“怕机器散架？怕人累垮？”
徒弟沉默。
“我告诉你怕什么。”
沈思成转过身，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但亮得吓人：
“我怕的是，三个月后，我们的战士冲到山海关下，发现炮弹打光了，子弹卡壳了，手榴弹扔出去是个哑弹。
我怕的是，他们会因为咱们少流了汗，就得多流血。”
他走到车间门口，看着空地上渐渐散去的人群。
夕阳把太行山的群峰染成铁锈红，像一尊尊在血与火中淬炼了亿万年的巨砧。
一列火车正缓缓地靠到太原兵工厂的装卸站台。
车上正是水城历经2个月才运来的矾钢，押运领队的正是秦岭集团的销售部主管翟乡风和于福鑫。
跳下车的还有朴红枫和三十几位秦岭原第四车间的技术工人。
还有一位，正是纪儒林。
他已经接到命令，就任太原兵工厂的党代表。
沈思成笑着说：“去把下个月的生产计划表改了吧。”
沈思成说，“不是加百分之五十。”
徒弟睁大眼睛。
“加百分之百。”沈思成一字一句，“告诉全厂，从今天起，机器可以坏，人可以倒，但产量，一斤铁、一发弹，都不能少。”
徒弟深吸一口气，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