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住在南城一处大杂院的违章搭建房里，秦淮茹数着手里皱巴巴的毛票，盘算着这个月的房租和棒梗的烟钱。
窗外飘来邻居家炒白菜的寡淡香气，她咽了口唾沫，把中午剩下的半个窝头掰开，准备泡点开水就是一顿晚饭。
拆迁补偿的那点钱，像指缝里的沙，攥得再紧也很快漏光了。
那笔钱，一部分填补了这些年的亏空，一部分被棒梗以“找工作需要打点”为由软磨硬泡地拿了去，剩下的一点，在付清贾张氏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痛开销后，便所剩无几。
她只能带着愈发糊涂、整日咒天骂地的贾张氏，在丰台靠近铁路线的一片杂乱无章的棚户区里，租下了一间低矮、潮湿的违章搭建平房。
这里与她曾经居住的四合院东厢房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墙壁是薄薄的砖块垒砌，糊着报纸也挡不住冬日的寒风和夏日的潮气。屋顶是石棉瓦的，下雨天叮当作响，还得摆上几个盆盆罐罐接漏雨。
屋子里终年弥漫着一股霉味和廉价煤球燃烧后的呛人气息。唯一的窗户正对着邻居家的山墙，光线昏暗，大白天也得开着那盏摇摇晃晃的昏黄灯泡。
日子仿佛一夜之间倒退了几十年，甚至比贾东旭刚走那会儿还要艰难。至少那时她还在轧钢厂有份工作，院里还有个“傻柱”可以吸血。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年纪大了，又没有一技之长，她只能在附近的街道小厂找点糊纸盒、钉扣子的零活，计件拿钱，收入微薄且极不稳定。
贾张氏彻底成了拖累。她瘫在屋里那张吱呀作响的破木板床上，大小便时常不能自理，弄得满屋子异味。
清醒时就扯着沙哑的嗓子咒骂，骂秦淮茹没本事，骂棒梗不孝顺，骂拆迁办的人不得好死，骂老天爷不开眼；糊涂了就开始念叨“槐花我的乖孙”、“棒梗吃肉”之类的呓语。秦淮茹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还要面对这令人窒息的一切和永无止境的收拾清洗。
棒梗偶尔会来，但从来不是时候。他总是挑在秦淮茹刚拿到一点零工钱，或者家里难得做点荤腥的时候出现。他比年轻时更显油滑和落魄，眼神闪烁，说话带着一股江湖气。他不再叫“妈”，而是直接喊“哎，有钱没？最近手头紧。”
他总能找到各种借口——和朋友合伙做小生意缺本钱、被人欺负了要钱摆平、甚至只是单纯的“没烟抽了”。若秦淮茹不给，或者给得少了，他便拉下脸，摔摔打打，嘴里不干不净地埋怨：“就知道你没用！当初要是多弄点拆迁款，至于现在这样？”
秦淮茹有时会硬着心肠不给，换来的是棒梗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消失，和贾张氏更加变本加厉的哭闹。
更多的时候，她看着儿子那副不成器的样子，想着他终究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心里一软，还是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块钱塞给他。然后，接下来几天，她就只能就着咸菜喝更稀的粥。
小当和槐花嫁人后，如同飞出去的鸟儿，回巢的次数屈指可数。她们嫁的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婆家规矩多，自家日子也紧巴，偶尔回来一趟，也是放下一点廉价的水果或点心，坐不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开，仿佛多待一会儿，就会被娘家的穷酸晦气沾染上。
她们看着母亲和奶奶的处境，眼神里有关心，但更多的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无奈和想要尽快逃离的疏远。她们能给的经济支持，微乎其微。
这天傍晚，秦淮茹做完一天零工回来，感觉骨头像散了架。屋里，贾张氏又在毫无征兆地哭嚎咒骂，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她默默地生起煤球炉子，坐上烧水锅，从篮子里拿出早上剩下的半个窝头，准备泡点开水，对付过这顿晚饭。
窗外，邻居家传来炒白菜的刺啦声和隐约的说话声，那点寡淡的油烟气，勾得她肚子里的馋虫一阵蠕动。
她咽了口唾沫，努力不去想那点油星的味道。她低头看着手里那半个干硬、冰冷的窝头，又看了看床上那个咒骂不休、曾经吸干了她的青春和希望，如今依旧在拖累她残生的婆婆，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绝望感，瞬间将她淹没。
这就是她的结局吗？勉强温饱，甚至这个词都带着一丝自我安慰的夸大。挣扎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依附了一辈子，最终却落得在这破败的违章建筑里，守着一个糊涂的老婆子，靠着微薄的零工收入，数着毛票过活，连吃一口炒白菜都成了奢望。
她想起很多年前，在那个四合院里，她还能用眼泪和软弱从那个叫“傻柱”的厨子那里换来饭盒，换来接济。
如今，那个厨子早已成了她只能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遥不可及的风云人物，住在高楼大厦，一顿饭的开销恐怕比她一年的生活费还多。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干硬的窝头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但她很快用袖子用力擦去。哭有什么用？没人会心疼，也没人在意。生活还要继续，明天还要去糊那些永远糊不完的纸盒。
她掰开窝头，放进碗里，倒上刚刚烧开的热水。水汽蒸腾起来，模糊了她憔悴而麻木的脸。
这就是秦淮茹的结局。在九十年代初北京城飞速发展的喧嚣背景下，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里，无声无息地，挣扎着，勉强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