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当把五十块钱悄悄塞进母亲秦淮茹手里，低声道：“妈，这钱你藏好，别让哥知道。”槐花站在几步外催促：“姐，快点，晚了赶不上末班车了。”两人转身离去，谁也没回头看那间在暮色中更显破败的平房。
如果说棒梗是彻底烂在了泥潭里，那么小当和槐花，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尽可能远地逃离这个名为“家”的泥潭。她们是贾家这艘破船上，最先、也最决绝跳船的人。
四合院拆迁，对她们而言，非但不是损失，反而是一种解脱。那点微不足道的补偿款，她们甚至没有动过争抢的念头，因为她们深知，但凡沾上一星半点，就可能被那个无底洞般的家和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再次拖累。
她们几乎是带着一种庆幸的心情，看着老宅被丈量、评估，看着母亲和奶奶搬进更破旧的出租屋。距离，成了她们最好的保护色。
小当嫁得最早。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家在河北廊坊郊县的卡车司机。男方家境普通，但人还算老实本分，有一门开车的技术，能挣辛苦钱。小当看中的，正是这份“远离”和“安稳”。
她没有像母亲当年那样挑挑拣拣，也没有太多浪漫的幻想，几乎是带着一种务实到近乎冷酷的心态，迅速敲定了婚事。
彩礼要得不多，刚好够置办几样像样的嫁妆，剩下的，她一分没给家里留，全都自己攥着，成了她小家庭的启动资金。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住在廊坊县城边缘的自建房里，丈夫常年在外跑车，她一个人操持家务，偶尔在县城的纺织厂做点临时工补贴家用。
婆家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家庭，规矩多，妯娌间也有算计，但小当早已在四合院里练就了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的本事。她不多言，不多事，该孝敬的公婆一分不少，该保持的距离一寸不进。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经营自己的小窝上，精打细算，努力存钱，梦想着有一天能在县城中心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对于北京那个娘家，她只在逢年过节时，才会和丈夫带着并不丰厚的礼物回去一趟，停留的时间绝不会超过半天。给母亲塞的那点私房钱，是她所能做到的、也是她认为最极限的孝心，前提是绝不能让棒梗知道。
槐花的性子比小当更软糯些，逃离的欲望却同样强烈。她嫁给了北京城里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售票员，男方家在更南边的大兴，也是普通的工人家庭。
选择这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方答应婚后可以住在公交公司分配的、位于大兴的职工宿舍里。虽然地方偏，房子小，但那是完全属于他们夫妻的空间，不用和婆家挤在一起，更不用再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娘家。
槐花的婚后生活，比小当更多了几分琐碎和压抑。丈夫是个没什么大本事、也没什么坏心眼的男人，日子过得按部就班，收入勉强糊口。
婆家虽然不住一起，但传统的观念很重，总觉得她这个儿媳妇娘家“不体面”，暗地里带着些轻视，催生孩子的压力也很大。槐花性格软弱，不敢像小当那样明确地划清界限，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她回娘家的次数比小当还少，每次回去，看到母亲更加憔悴的面容，闻到屋里那股混合着霉味和病人气息的味道，听到奶奶无休止的咒骂或呓语，以及哥哥那副理所当然伸手要钱的嘴脸，她都感到一阵阵生理性的不适和想要立刻逃离的冲动。
她给不了母亲多少钱，只能买点便宜的水果点心，坐一会儿，便如坐针毡地找借口离开。
姐妹俩偶尔会在回娘家时碰到，彼此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无奈，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幸好不是我”的庆幸。她们会避开母亲和哥哥，在屋外说几句悄悄话。
“妈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槐花会红着眼圈低语。
“管好我们自己吧。”小当的语气则冷静得多，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给了钱就行，别的，我们管不了，也惹不起。”
她们都默契地不再提起那个四合院，不再提起那些曾经的邻居，仿佛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她们拼命地想洗掉身上来自那个家庭、那个院落的印记，想要融入看似正常、平凡的新生活。
然而，原生家庭的烙印，真的那么容易抹去吗？小当的精明算计里，何尝没有秦淮茹和贾张氏的影子？槐花的隐忍软弱，又何尝不是长期在压抑环境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她们以为自己逃远了，但那些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性格，影响着她们处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方式。
只是，她们宁愿在外面的世界里挣扎，也不愿再回头看一眼那个正在加速沉没的“家”。嫁人远离，是她们在那个时代和自身境遇下，所能做出的最现实，也最无奈的选择。她们成了断线的风筝，飘向远方，或许能找到一片稍微安稳的天空，但根，终究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