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老古低声问道：“陈站长，我们第一步先做什么？戴老板催着重建情报站，可刘凯叛变后，日伪对我们盯得太紧……”
“第一步，先‘藏’。”陈默语气平静，“我们以‘裕丰商行’为据点，先做两个月的茶叶生意，让日伪放松警惕。赵琳负责在商行阁楼组装微型电台，与重庆苏晴对接；老古你暗中联络上海的旧部，筛选可靠的人员，重建行动组；李锐你精通日语，多去日商聚集的地方打探消息，重点关注日军华中派遣军情报部的动向——山田一郎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摸清他的喜好和弱点。”
三人齐声应下，车内再次陷入沉默。
陈默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中却在反复梳理——如何在军统、组织、日伪三者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完成戴笠“重建情报站、获取日军情报”的任务，又要为组织传递核心军事计划，还要在日伪的眼皮底下隐藏身份，这绝非易事。
次日傍晚，他们一行登上了前往沪西的渡轮。
船舱内光线昏暗，陈默坐在铺位上，打开戴笠给他的“日军华中部署资料”——上面详细标注了日军在上海、南京、杭州的兵力分布，以及日伪情报机关的人员构成。他一边翻看，一边用加密钢笔在页边空白处做着标记——这些标记，是只有他和苏晴能看懂的暗号，标注的是“日军部署的薄弱环节”“可策反的日伪人员”，未来将通过苏晴传递给组织。
“陈处，你说山田一郎会不会怀疑我们的身份？”赵琳坐在对面，有些担忧地问道，“我们刚到上海，就去做茶叶生意，会不会太刻意了？”
“刻意才安全。”陈默合上资料，“日伪知道军统要重建上海站，肯定以为我们会隐藏在工厂、高校，绝不会想到我们会光明正大地开商行。而且，茶叶生意是戴笠精心安排的——重庆的茶叶在上海很受欢迎，日伪官员也喜欢喝，我们可以借着‘送茶叶’的名义，接触日伪军政要员，既打探消息，又能展现‘只想赚钱、不问政治’的形象。”
他顿了顿，看向老古：“老古，你在上海待过，知道哪里的日伪特务最少吗？我们需要一个隐蔽的地方，作为行动组的落脚点，不能放在商行，太扎眼。”
“沪西的贫民窟。”
老古立刻回答，“那里鱼龙混杂，日伪懒得管，而且有很多废弃的工厂和仓库，适合作为行动组的据点。我认识一个在贫民窟开小酒馆的老板，是自己人，可靠。”
“好，就定在沪西。
”陈默点头，“行动组的人，暂时别露面，先让他们熟悉上海的地形，绘制日伪据点分布图。等我们在商行站稳脚跟，再让他们展开行动。”
轮船在航行，夜色渐深。陈默走到甲板上，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望着远处漆黑的海面，握紧了手中的加密钢笔——这支钢笔，既能书写军统的报告，也能记录日军的情报，更能传递组织的使命。他知道，自己即将投身的，是一场比重庆暗战更残酷、更关乎民族存亡的情报战。
“戴笠要的是‘抗战情报’，组织要的是‘核心军事计划’，而我要做的，是把两者结合起来。”陈默轻声自语，“用军统的资源，为组织铺路；用组织的情报，向戴笠交差。既不暴露自己，又能为抗战出力——这就是我在上海的生存之道。”
轮船驶入长江口。陈默看到了日伪的旗帜在码头飘扬，看到了巡逻的日军士兵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心中的斗志却愈发坚定。他摸了摸胸口的怀表，感受着它的存在，仿佛能感受到赵山、沈兰、苏晴的支持。
轮船缓缓靠岸，陈默整理了一下西装，带着三人走下甲板。
日伪的检查人员上前盘问，他从容地递上“重庆裕丰商行老板”的身份证明，用流利的上海话说道：“长官，我们是来上海做茶叶生意的，第一次来，还请多多关照。”
检查人员翻看了一下证件，又打量了他们几眼，挥了挥手放行。
陈默心中松了口气，带着三人走出码头，融入了上海的人流中——他的上海抗战旅程，从此刻正式开始，而一场惊心动魄的卧底暗战，也即将拉开帷幕。